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

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巩固经济发展回升向好的基础。扩大内需、产业升级，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内容。扩大内需的一大关键是抓好新农村建设，提升农民整体致富水平；产业和企业技术水平升级的重要环节是培养高素质的技术工人；而这二者都离不开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发展。当前，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的发展却面临以下几重障碍：

1.传统观念的束缚和社会环境的制约。“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偏见在我国根深蒂固，重理论、轻技能的观念主导社会价值观念。社会普遍认为只有考不上大学才会上职校；技工的价值被严重低估，在身份、地位和待遇等方面受到歧视，就业准入、持证上岗制度不健全，正规职校毕业生的就业机会被无证人员挤占。

2.定位不准、定性不清、投入不足。大学扩招10年来，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非但没有并行发展，反而出现两极分化，前者大跃进，后者却举步维艰。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是互补而非替代，许多高职院校没有认清这一点，完全按照普通高校模式办学，迷失了自身发展方向，这也是当前中职毕业生就业率高于高职的原因。

职业教育的对象更多的是弱势群体，农民的孩子、城市困难家庭的孩子和一些找不到工作的人，培养目标的公共性、服务功能的公益性，比普通教育更强。职业教育承担如此之大的社会责任，得到的公共经费却少得可怜。教育投入从未实现财政投入“占GDP4%”的目标，职业教育占教育总投入的份额又仅有8%。培养中职学生所需经费约是高中生的2-3倍，但政府拨付经费平均仅为同级普通教育的60%，致使职校学费远高于普通学校。另一方面，企业的教育、培训责任也体现得远远不够，投入太少，且功利性太强。究其原因，根本在于职业教育的定性不清，致使职业教育发展饱受“谁是投资主体”这一问题的困扰和影响。

3.体系不完善，管理体制复杂、混乱、低效，难以有效整合资源。管理职能主要由教育部门负责并实施，技能证书发放则属于人力部门；职业学校隶属于教育、人力、农业等多个系统，技能培训则牵涉到20多个部门，各个部门单独组织培训，多是撒胡椒面。一方面，造成政府、企业、劳动市场、农民各走各路，形不成合力，起不了作用；另一方面又带来各部门闭门造车、管理粗放、评价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最终导致教育培训与实际需求“两张皮”。

4.教师数量不足，素质不高，待遇很低。这是职业教育的“瓶颈”。调查发现，有的职校生师比竟高达50：1；在职业教育相对发达的广东，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教师也仅占15%。职业院校的老师不同于、甚至对其要求要高于一般院校，应是知识、经验相结合的“双师型”教师。现在的职业教师，很多是从普通教育转行、甚至是淘汰出来的。凭这样的教师队伍，职业教育谈何发展？

5.法律保障体系不完善。现行职业教育法在管理职责分工、违法行为处罚、企业培训责任、经费保障等方面缺少明确的刚性规定。

我们建议：

1.树立正确的成才观，明确职业教育是直接创造财富的成才教育，纠正评价人才机制的偏差，完善行业资格准入制度，加强职业技能鉴定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建设。

2.提高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相应制定发展战略和目标、规划，改善发展环境。在准确定位、明确定性后，雪中送炭，解决投入问题，大幅度提高职业教育经费在整个教育投入中的比例，至少应提高到占20%；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拓宽职业学校融资渠道。同时，推动职业教育向免费教育发展，优先在中西部和老、少、边、穷地区以及三峡库区等移民聚居地区实现。

3.正确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政府职能定位在宏观规划和调控上，给学校更多的自主权；建立科学的政府部门协调统筹机制，形成统一的职业教育管理支持体系；利用政策导向引导社会资源向职业教育流动。

4.尊重职业教育的独特规律，采取专兼教师结合的模式，明确增加“能工巧匠”式兼职教师的比例。改革职校教师的选拔标准和职称评定办法，打通一线技师取得职业教育教师资格证书的通道。

5.考虑尽快修改《职业教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