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朴教育思想与实践 —— 李公朴女儿张国男在在纪念李公朴、闻一多殉难7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今天上午的大会发言，我向大家讲述了70年前父亲和闻伯伯殉难前后的那段故事。在这里，我想说一说父亲的教育思想和实践。

父亲去世后．许多朋友写文章纪念他，在他的名字前面总加上几个头衔，其中一个头衔是称呼他为“社会教育家”。其实父亲一生没有从事过专业的教育事业，但是他又不断地办教育。他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办过平民教育、抗战教育、民主教育。他办教育，从始至终是与共产党人合作在一起。

一是平民教育

我们听父亲说过，他在应该读书的年龄，因家穷无力读书，只好去一家店铺当学徒，同时他也看到有钱的人家读了书，走进社会又用不上，他感到苦闷彷徨。十八岁时，父亲得到三哥的帮助，上了中学、大学。读了几年书后，他深深感觉到当时非常严重的“生活里没有读书．读书里没有生活”，“学非所用”，“毕业就是失业”的社会问题。

1930年，父亲从美国留学回来，看到自己的祖国贫穷、愚昧，到处是文盲和无力上学的青年。于是他决定不去政府部门工作，也不到大学教书，而是去办平民教育。他得到《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支持，首先开办了《申报》流通图书馆，选购各种民众所需的常识类和应用类的图书，免费任人借阅。后又创办《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和妇女业余补习学校。招生的对象是：工人、店员、学徒、社会失业失学青年，使他们学习一些社会实践中应用的常识，以改善和充实他们的业余生活．或便利于就业。

1934年的时候，图书馆的读者已增到两万多人，补习学校增设六个分校。学生五千多人。根据邹韬奋的书中记载：南京当局最注意的，一是我父亲所办的拥有五千爱国青年的补习学校，二是由他主编的发行二十万份的《大众生活》周刊。李公朴的这些学生和受《大众生活》影响的爱国青年大都是当时上海民众运动的生力军。

二是抗战教育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父亲和柳湜等人冒着炮火，走遍了华北东西两战场，他深切地认识到，为求抗战的持久和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动员全民族的力量，团结抗战到底。一路上他写文章，出版了《民众动员论》。此时在他心里念念不忘的是如何开展抗战教育的问题。1937年底，父亲到达武汉，与沈钧儒等成立抗战教育研讨会。

正在此时，阎锡山在临汾成立“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简称“民大”），他聘请父亲任副校长并兼管教务。父亲认为这是开展抗战教育的好机会，便欣然前往。在父亲与“民大”的教务主任，地下党员杜任之参阅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草拟的《民族革命大学创立纲领》中，他明确地提出了办校的宗旨是为了唤起民众，组织民众，保障民族革命战争之最后胜利。教育的方法是一反过去理论与实践之分离，实施“教、学、做、用合一”的行动教育。但因阎锡山一直对父亲有戒心，所谓副校长一职一直没有向学员公布；更有张慕陶鼓动学员“赶走李公朴”，并趁1938年4月日军进攻临汾，“民大”师生向陕西宜川转移，途中敌机轰炸，有少数学员伤亡之机，大肆对父亲进行人身攻击。当时父亲在西安为学校善后和安排学生去向而多方奔走，介绍了五六百名学员去延安；后又赶到宜川安慰学员，鼓励他们克服战时困难，做了许多思想工作，才使学员的情绪逐渐安定下来。但当第一批学员于五月初毕业时，父亲即离开“民大”回到武汉，并出版《抗战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一书。

10月，父亲和母亲奔赴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到了延安第三天就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详细询问了国统区各方面情况，也对延安和各边区作了介绍，并希望父亲母亲在延安多住一个时期．各方面走一走．看一看。

父亲在延安逗留了一个月，特别是对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校以及几所中小学、民众识字班、夜校、随营学校等进行了认真的考察，最后写了一篇《革命的摇篮——延安》，作为这次延安之行的总结。在这一篇文章中可以看出父亲在思想上已有了重大的转变。然后父亲又去晋西南继续考察了四个月．深切感到有组织一个教学团深入各战区，推进抗战教育，奠定民主建国基础的必要。1939年4月底，父亲回到延安，把他的设想向中央汇报，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并责成当时负责组织工作的胡耀邦负责。从抗大、陕公、鲁艺等校抽调了9名干部，组成“抗战建国教学团”，父亲任团长。这个团的任务和在国统区开展抗战教育有所不同，它是把抗战教育和民主建国联在一起的。父亲在“抗战建国教学团”的《创立缘起》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抗战与建国已成为我国当前最重要而不可分离的两大任务。怎样动员广大的民众．使能各负其所负的责任，以实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已成为朝野当前最重要而又最迫切的工作了。”

6月中旬，父亲率“抗战建国教学团”先去抗战前线晋西北，后到华北敌后晋察冀，最后到达晋冀鲁豫根据地。每到一地总是“动员一切力量，组织最大的群众力量”“精诚团结，巩固扩大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父亲在边区看到军民团结，抗战建国，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写了《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书里告诉全国人民：“华北是我们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

教学团此行历时17个月，1940年冬，父亲怀着无限留恋的心情回到重庆。

三是民主教育

父亲回到重庆不久就发生了“皖南事变”。他深有感触地说：“非团结不足以抗战，非民主不可以言团结，而民主是问题的中心。”这就是父亲开展民主教育的思想基础。

1941年6月，父亲和母亲到达昆明。当时，昆明的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均被国民党勒令关闭，书刊邮寄控制极严，人们缺乏精神食粮。父亲感到这是出版战线上的一场搏斗，并决心要自己开书店，办出版社,开辟自己的阵地斗下去。两年内北门书屋和出版社先后创办起来。这时父亲已参加民盟，并积极指导和参加民盟各方面的工作,1945年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父亲和其他几位同志代表云南民盟支部前往出席,父亲被选为中央委员，陶行知和父亲还分别担任民主教育委员会正副主任。12月，陶行知和父亲为推行民主教育,在重庆筹备办学，定名为社会大学。在中共和民主爱国人士的大力帮助下,1946年1月15日晚,社会大学举行了隆重开学典礼，陶行知任校长,父亲任副校长兼教务长。教师的阵容非常强大，有翦伯赞、华岗、邓初民、许涤新、王昆仑、孙起孟、侯外庐、胡风、何其芳等。还有专题讲座的老师，如秦邦宪、邓发、田汉、柳湜、乔冠华、郭沫若等人，有时周恩来也亲自到场作国内外形势报告。社会大学实际上是夜大学，每晚6：30至9：50上四节课。第一批招收的学员有中小学教师、公务员、工商业者、文化工作者、失业青年等，要求要有一定的文化理论水平，进行统一考试。第一期学员约200人，按照每人的特长和兴趣分配到各系学习。

在当时的客观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父亲和陶行知创办社会大学，实际上是一场教育革命。是对旧的教育制度、教育传统的挑战。实施民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为新中国的建立，培养人才，奠定基础。父亲说：“教育也是斗争”，“学校就是战场，战场就是课堂．是民主的教育，是建国的营房。”

社会大学所走的这段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学生报名投考时就有国民党特务寻衅闹事，此后市教育局又来校“检查”，百般挑衅不予立案。父亲和陶行知克服了各种困难，完成了三个半月的第一期学习，但国民党终于用高压手段查封了社大第二期。社会大学夭折了，民主教育夭折了。

社会大学是父亲和陶行知一生中最后一次办学，他们为民主办教育，也为民主而献身。父亲回到昆明于7月11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半个月后，陶行知在上海因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使其生活和精神极度不安，25日突患脑溢血溘然长逝。

父亲办教育的思想和经验归结为一点，就是他认为教育要与做人、做事和求国家和社会的进步结合起来，“理论教育”，“实践教育”，“人格教育”和“人生观教育”缺一不可，要让青少年活读书，读活书，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去读书。我认为，父亲关于办教育的这些思想和经验，直到现在仍有着现实的意义。

 

责任编辑：沈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