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湘（1889—1938年），谱名刘元勋，字甫澄，1906年投笔从戎，考取四川武备学堂，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湘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参加抗日，由一名封建军阀转变成为爱国将领。这其中张澜起到了关键作用，经过多年努力，把刘湘从反共队伍中拉了出来，走上联共抗日救国的光明大道；他与红军及桂系签定了文字协定，使中共在安定了西南之后，得以专心致力于西北地方实力派及东北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从侧面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发生。“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开始全面抗日，“川、桂、红协定”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是不能忘记的。

组团考察争取爱国抗日力量

1932年3月，张澜来到刘湘的防区重庆。刘湘是民国初年张澜任川北宣慰使时的警卫营副营长，素来敬重张澜。此时的刘湘，一方面欲借蒋介石的力量压制其他军阀，独霸四川；一方面又感到来自蒋介石的军事压力日益加大，不堪重荷，因此在抗日反蒋的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徘徊不定。面对这一情况，张澜极力以国家民族大义劝说刘湘，要他效法十九路军，站在抗日救国的立场上来，又建议他联系外省的抗日反蒋力量，争取做民族英雄。在张澜的反复劝说下，刘湘邀请张澜以考察教育与实业为名组团到外省考察，借以联络南方各省的抗日反蒋力量。

1933年4月张澜偕鲜英、杨达璋、杜象谷、任乃强等由重庆出发，经武汉、南京、上海、广州、香港、桂林等地，会见了蔡廷锴、蒋光鼐、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陶行知等各方面的爱国人士和军队将领。考察团在广西参观了“寓兵于团”的实践基地，与李宗仁、白崇禧等举行了座谈会（时李、白与蒋矛盾尖锐）。据任乃强日记记载，在座谈会上李宗仁说“蒋介石没有救国救民之心，共产党则有之”，白崇禧说“蒋介石囚胡汉民、李济深，杀邓演达，制造国民党内部分裂，而暗中勾结日本，丧尽人心”，鲜英说“川军不赞成消灭地方势力搞统一，在外患如此严重的今日，渴望全国团结，一致抗日”。这次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认识到联共反蒋、抗日救国的重要性。此次考察团之行为抗日民族阵线争取了更多的爱国力量。

劝说刘湘反蒋抗日签订“川、桂、红协定”

张澜访问完毕，八、九月间回到四川，即回南充。这时候川北的形势也大大变化了，蒋介石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于不顾，穷追共产党，为了拉拢刘湘，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为了统率川境各地军阀，独霸四川，竟然同意。由此，蒋介石进一步染指四川。

但是蒋介石势力入川后，蒋、刘矛盾开始激化。1935年春上海中共中央执行局派张曙时入川，做刘湘的统战工作，张澜尽力协助。在张澜坚定不移的抗战思想的影响下，面对蒋介石的步步紧逼，刘湘的思想逐步起了变化，逐渐确定了联共、抗日、反蒋的决策。1935年8月中共中央代表李一氓来到成都，刘湘委托张澜、鲜英、钟体乾与李谈判。经过反复磋商，双方达成中共与川康联合抗日反蒋的秘密协定，因为红军初到陕北，生活困难，刘湘答应资助一笔现金，购买药品、布匹、食盐等运往陕北，并派老中共党员王干青为代表常驻陕北，与中共建立密码电报直接联系（刘湘死后，1938年底王才回四川，解放前夕牺牲）。

到了1936年8月蒋介石对川军大肆分化、收买，企图瓦解刘湘，除掉“四川王”，一统天下。刘湘日夜不安。张澜抓住时机晓以大义、出谋划策，劝其派人北联冯玉祥等，南联李济深等，逼蒋介石在川外抗日。据张斯可回忆，西安事变前五个月，他由北京到桂林，代表刘湘同李宗仁联系，探问桂系态度，当时中共亦有代表在桂林。张斯可回川向刘湘汇报后，刘又派他去桂林，正式签定“川（四川）、桂（桂林）、红（红军）协定”，张斯可记得代表桂系签字的是李宗仁，代表红军签字的是廖广英，协定的主要内容是如果蒋介石不抗日，还打内战，三方面就联合起来，共同反蒋。

作者：张学宪  来源：《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