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同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党长期通力合作，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经过抗日战争、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考验。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发挥一个参政党的作用，先后历时70年了。我1951年回国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至今也60年了，许多往事记忆犹新。回国以后，我先分配在辅仁大学任教。不久，被调整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至今也有60年了。我在民盟内担任过小组长，支部委员和支部负责人，北京市副主委，民盟中央委员和常委，民盟中央教育委员会主任。1997年，被推举为民盟中央五个顾问之一。我多次担任过海淀区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政协人口小组长。多年来，党和人民以及民盟给予我的荣誉和对我培养，与此相比，我所做的工作和贡献微不足道，问心有愧。

这70年来，民盟对我的教育、帮助最大，影响最深的就是民盟通过政治纲领和主张，民盟前辈和先烈（如李公朴、闻一多等）为国为民的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使我在关键时刻，毅然决然选择了回到新中国，走一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建设新中国的革命道路。这首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胜利。这也是我青少年时期，受到各种爱国主义精神的感染，不断追求进步，在学习和生活中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一次升华。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爱国主义革命传统，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上，由于被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而锻造出来的。我1922年出生于广东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和民盟老前辈一代的知识分子，都生活在内忧外患的年代里。那时，国将不国，民不聊生。记得在小学二年级的一个早上，校长召集全校师生到大操场，含泪颤抖地说：“我国东三省昨天晚上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全校师生都痛哭流涕，那是9.18事件，日本侵略军占领沈阳。在小学的时候，经常都有纪念“国耻日”。在中学我上的是一个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广雅中学，那时候经常都有抵制日货、上街捐款支援东北义勇军、 反对不抵抗主义、要求抗日救国等游行和罢课。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开展侵华战争，轰炸了许多中国的大城市，学校被迫迁到乡下，继续上学。那时我们唱的都是救亡歌曲：如“我的家在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经常到乡下宣传抗日。我上高一那年，日本占领广东沿海地区，学校被迫迁到更远的地方，最后随家人投亲靠友，避难到香港和澳门，艰难地完成高中学业。1941年，我在香港大学上学的时候，日本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本军队占领香港，学校被迫停课解散。香港是个孤岛，我无处可逃，只能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过着胆战心惊艰苦的生活，粮食匮乏、物资短缺、出入不自由，常常有被搜身和殴打的危险。过了一个时期，我又想方设法逃到内地，在岭南大学继续上学。当我上大四的时候，日本侵略者为了挽救灭亡的命运，要打通中国湘桂铁路和粤汉铁路的通道，又占领粤北，学校又被迫停办、迁移。抗日战争胜利后，岭南大学在广州复校了，我又回到学校，完成了我的大学学业。从我亲身经历真正感受到：“国破家何在”的苦涩，没有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哪有人民的安居乐业，也不可能有个人的幸福。所以民盟早期的“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抗战胜利后提出“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后来，公开宣布“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等与时俱进的主张都是完全符合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我也衷心的拥护。

今天，一个留美学人回国，是个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我现在把当年我回国问题作为民盟对我有重大影响的问题来谈，是从当时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留美学人和我个人的实际状况考虑的结果。当年贫困落后的旧中国，能够在美国留学的，被视为“天之骄子”，人数屈指可数。抗战胜利后，集聚了抗战八年间的第一、第二批公费和自费的留学生，估计2000人左右，其中不乏精英人才。在新中国成立前，留学生大多数是依靠国民党政府的外汇作为学费和生活费的。新中国成立后，这些留学生经济来源断绝了，都不能不考虑回不回新中国的问题。在20世纪中叶前，美国对华人移民限制是非常严厉的，中国留学生很难在美国定居，大多数都是学成后回国工作的。现在出国学习人数大大增加了，美国对华人移民的条例也不像过去那样苛刻了。因此，现在出国学习的人中有不少人旨在国外定居的，今天情况同当年是迥然不同的。国民党退出大陆后，为了阻扰这批留学生回到新中国，一方面动员留学生回台湾工作，许以优越工作和丰厚的待遇；另一方面，由美国出面把一部分援华款项（经济合作援助，ECA）移作为帮助留学生继续在美国完成学业并且放宽中国留学生在美就业的机会。有的大学对一些有意愿回国的出面劝阻，对学有专长，特殊技能的学人（如钱学森等）公开扣押，不让回国。当年，美国对留美学人资助的援款是国会通过的，不同于一般大学和基金会给予的奖学金。因此，明显的具有政治性质，同当时国民党残余势力对新中国的破坏；也同美国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在经济上对中国全面封锁，是相互呼应的，旨在扼杀新中国。1950年冬，中国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行动开始了。这时，对留美学人是否回国，在政治立场上又多一层考验。

事实上，当时留美学人绝大多数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处境在国内来说都比较好的，那时候的新中国经济非常落后，百业凋零，百废待兴，人才短缺，生活艰苦是不言而喻的。那时，我和中国一些学者研究和讨论过，旧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相当于当时美国的七十分之一，回国参加革命不能不考虑个人和家庭的许多实际问题，涉及到个人前途和命运；因此，这确实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那时，我和我的妻子都已取得了硕士学位，正在攻读博士，我们已有一个儿子。当得知我们有回国的打算时，已经在美国定居的妻子的兄弟姐妹们，哥伦比亚大学的导师和留学生顾问等都劝说我们，不要急于回国，应该继续攻读，认为我们完全有能力在美国找到好的工作。因为我们的儿子是美国出生的，按照美国法律规定，我们是美国公民的监护人，是可以申请绿卡的，在那时华人绿卡是很难取得的。经过思想斗争，我还是决定说服我的妻子，带着一周岁的儿子回到新中国。

在旧中国的一般知识分子很难深知共产党的主张和声音，我们只能通过进步书刊（如邹韬奋的读书杂志等），还有通过爱国人士如救国会的七君子等的言论和行动来间接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国民党还有抱有一定的幻想。抗战胜利后，人民群众都希望国共和谈，共同建设新中国。那时的民盟前辈，如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等人在爱国知识分子中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不少人都赞成民盟提出的：“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主张，希望民盟能作为第三方来促进和谈。民盟还通过参加和支持民主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特别是民盟的先烈李公朴、闻一多等都为此献出了生命，他们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景仰。国共谈判破裂后，民盟和中共一致行动，拒绝出席非法召开的“国民大会”，立场鲜明，对广大知识分子有很大教育。其后，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不得不转入地下斗争。其后，民盟在香港公开宣布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为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民盟的立场鲜明，大义凛然，令人佩服。那时，我已在香港工作，对它的政治主张完全赞成，我坚信民盟只有同共产党通力合作，接受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唯一的选择。

在我回国前，我一个盟员也不认识。在大学时候，也只是通过新闻媒体对民盟的前辈的爱国主义和争取民主的活动有些了解，对他们奔走呼号，为国为民，不怕坐牢、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表示由衷的敬佩。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变本加厉，使国家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大学毕业后，我参加三项公开考试（中国海关、自费出国留学和高级文官考试），解决我的就业问题。在这三项考试中，我都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我选择了能够终生就业的，被称为“金饭碗”和政治色彩不浓的中国海关；我申请并被分配到香港中国九龙海关工作。从那时起，在政治上我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兼听则明。我订阅了有民盟背景的《华商报》，通过它知道了很多关于共产党和民盟的主张，记得我还读过萨空了和民盟前辈的许多文章和政治评论。我更多地了解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对国民党的统治完全失望了；我确信中国的未来只有靠中国共产党。1948年夏，我在海关办理了离职手续，到美国留学。为了继续了解国内形势，我专门订阅了当时香港出版的，认为比较公正的《大公报》和《文汇报》按期邮寄到美国。因此，我在美国时，对解放战争的情况，能保持比较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我经常和一些比较进步的留美学人接近和交往；我们经常谈论国内情况和回国问题。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以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同学会名义，在纽约组织和参加新中国成立的庆祝会。在当时回国的留学生人数虽然不是很多，但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一定作用；由于，我对民盟已有一些的了解，回国后不久，辅仁大学党组织和民盟同我交谈加入民盟时，这正符合我个人的意愿，我就欣然申请加入民盟。入盟后，我介绍过一些教授入盟。

今年，我已年近90，作为一个普通盟员，退休后被评为一级荣誉教授，在人大一直在指导博士生，在清华大学对外交流中心继续任兼职教授；在国家人口委专家组任顾问，是国家老龄委战略研究组的成员。退休后，我出版两本《自选集》，每年都发表几篇文章。我愿在有生之年，继续笔耕，把多年来在人口学和老年学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作为一孔之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竭尽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