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七十周年，而我自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至今，正好60年了。回首往事，感慨良多，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半世风雨，一生无悔。

我想还是从我参加民盟这件事说起。我这一辈子，应当说，加入民盟是一件重大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参加民盟呢?说起来，这与我在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与那里的老师和同学对我的影响是直接相关的。我是1942 年进的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那时的西南联大，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昆明联合组成并共同招生的，确实是英杰荟萃，名人咸集。我的老师，如闻一多、费孝通、钱伟长、吴晗、楚图南、冯友兰、马大猷、闻家驷、金岳霖、贺麟等全国的名学者名教授，对我一生的影响极为深远。这些老师不仅教给了我知识，教会了我做学问，更教会了我做人。我上的是历史 系，他们的课我都听过，而且也都得过他们的学分。我选了闻一多的《诗经》课，他讲得非常精彩。他不是就诗论诗。他说学诗，首先要懂得诗，会欣赏诗，还要会作诗、写诗，而作诗最重要的是要先学会做人。吴晗讲的是《中国通史》，这是一门必修课，重头课。开始我觉得，这门课从小学到高中都学过，还能有什么学头?可听了吴晗的通史课后，却大受教益。他将整个通史分成政治制度、用人制度、刑法、兵法、税法等多个方面、多条线索，从头到尾地讲下来。他为什么这样讲?就是要突出历史前进、时代变革这一主题。所以他在讲课的言词之间，常常批判时政，表达对国民党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憧憬，希望中国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其民主政治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吴晗当时是一个很明朗的民主左派。不光他，许多老师也都是民主人士。闻一多为民主甚至牺牲在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之下。西南联大不愧是一个"民主的堡垒"。总之，从治学、做人到科学、民主，这一切都在我的精神世界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尤其是，上面列举的这些极为我所景仰尊重的老师都是民盟成员，有的我当时就知道，有的解放后才了解。这对我最终作出了加入民盟的抉择，是一个巨大的激励和促动。

除了老师以外，我朝夕相处的同学对我的影响也特别大。建国以后，发现他们许多都早已是中共党员或民盟成员。如长期担任《中国青年》负责人的黎勤，原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全国人大常务副委员长王汉斌，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李定，《羊城晚报》总编、作家肖荻，新华社长期驻纽约的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菊，戏曲研究专家张定华，国家贸易部副部长，专门负责中国在美国的国际贸易的邹斯颐，全国妇联主席彭珊云，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孚凌，《中国少年报》总编、《北京教育》总编裴毓蒜，《今日中国》总编张彦等等，都是和我非常要好的同学，有的初中时就很熟了。我们在一起演话剧。有一次在公演《雷雨》中，我演四凤，邹斯颐演周冲，张定华演鲁妈，肖荻是剧务。他们都经常教育我，给我讲共产党的事情。我虽然当时不知道他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才逐渐清楚，但由于他们的引导和濡染，我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和信念，从心里认定它就是中国的前途所 在，希望所在。中国一定会走共产党指引的道路。

不过，我在西南联大时，思想上虽然倾向于共产党，很向往民主，但从未想到要加入民盟，参加党派。老祖宗孔子所讲的"君子群而不党"，是我们孔氏家族的一条祖训。远的不说，我伯父孔祥柯三十一岁时就是山东省议会副议长，曾代表山东人民在巴黎和会上，登台大声疾呼，反对将胶州 湾割给日本。他的事迹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中国名人录》中，以大量的篇幅并配以大幅照片的突出形式作了详细介绍。但他从未加入党派组织。我父亲孔祥勉本是学工科，摘电机业的，山东济宁、滕县等地的电机设备最早就是我父亲设计安装的。但他由于受不了地方政府和军阀的欺压，就转了行，先是到交通部购买交通器械，后到了中央银行。抗战时，是昆明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的经理。抗战后回到青岛，任中国实业银行经理和青岛农工银行的总经理，被公举为银行公会的理事长，一生也没有一点党的色彩。但我为什么加入了民主党派呢?就是因为联大老师和同学的深刻影响，使我对共产党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对民盟与共产党长期建立起来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密切关系充满了信心，从而最终让我做出了选择，在建国不久的1951年参加了民盟。

对这一政治选择，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后悔过，即使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父亲、丈夫和哥哥都被错划成右派，在"文革"的批林批孔时，我们家又首当其冲地遭了殃，我的信念也没有丝毫的动摇。因为我对共产党抱有信心，对祖国的前途抱有信心。吴官正同志任山东省委书记时给我这样的评价:诚实、乐观、刚毅。我觉得他是理解我的。我是诚实的，从来对党忠心耿耿，实话实说;我是乐观的，因为我始终对党抱有信心;我是刚毅的，在任何逆境中都坚韧不拔，因为这是清华大学的校训，我和吴书记都是清华的学子，所以当他这样说我时，我受到了深深的感动。其实，刚毅的性格是建立在信心基础上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和我全家都被落实了政策，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我家共有兄弟姐妹八人，除我姐姐在美国新闻界工作外，其他七个兄弟姐妹中，有六人分别成为全国、省、市政协副主席或委员。这就证明我的政治选择是正确的，我的信念和信心是正确的。

这一点，在1985年访美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确证。那一年，我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邀请，参加了"中美杰出学者互访项目"，于4月至7月到美国访问。这个委员会的会长对我说，他在中国已邀请了一百四十一位著名学者，我是第一百四十二位。访问的内容全部由我决定，所有费用由他 们负责。省和中央统战部领导对我的出访非常关心，并作了具体安排。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我的老同学李定要我在美国广交朋友，全面地介绍中国。如遇有问题，就跟中国大使馆联系。就这样，我带着祖国的关爱和期待来到了美国。一下飞机，中国驻美大使章文晋派来的人就到纽约机场来接我，并交给我所要途经的十一个城市的飞机票，在美国所需的生活费支票，还为我办了人身保险，总之全给我安排好了。我的在美的很多亲戚朋友也来了机场，他们告诉我，因我的飞机改期，晚到了三天，所以纽约机场的广播每天都报道我的消息，我人还没到，就已经是当地的名人了。我这次访美，可以说是多重身份，孔子七十六代孙女、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校友、专攻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山东大学教授，还是山东省政协副主席，这使我可以在美国广泛地结交朋友。特别是我作为孔子后裔以及中国孔子基金会的副会长，在美国文化界、知识界受到了特殊的礼遇，甚至加拿大、日本、印度、新加坡、朝鲜的专家、教授也都闻讯而来，进行友好热烈的学术交流，以表达他们对孔子的崇敬。对此，我在《访美归来话孔子》一文(见《群言》及《人民政协报》)中做了具体介绍，这里就不细说了。我想重点谈谈我同在美国的同学、好友的聚会交往。

这次访美，我见到了许多当年的同窗旧友，有胡适的儿子胡祖望，居正的女儿居密，杨森的女儿杨郁文，龙云的儿子龙绳文、女儿龙国璧，陈纳德将军的夫人陈香梅，原国民党最高法院院长夏勤的儿子夏道泰，等等。当然还有我的姐姐孔令和和她的女儿董恺悌。恺悌是全美最有名的十一位华裔之一，美国著名的ABC电视台黄金时间新闻节目主播人。我的这些朋友过去对新中国，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境况地位都有一些片面的看法，现在看到我既是大学教授，又是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并堂而皇之地被美国最高学术机构邀请来访问，而且我在美期间完全可以单独自由活动，都觉得很吃惊，说没想到。在他们的意识中，像我这样身份的人出国，又是到美国，起码必须得三个人以上同行。他们又看到我的穿衣打扮什么的，一点不像他们想象中的大陆人的样子，也觉得很惊奇。特别是他们还从我的介绍中得知了他们过去从未听过的祖国的真实情况。这一切，都使他们感受到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并相信知识分子在祖国是受重视的，是有地位、有作为、能发挥作用的。他们很羡慕我在祖国的成就。他们或许有些钱，生活上比较富裕，但社会地位较低，精神上觉得空虚，整天就是凑在一起打打麻将，唱唱京戏什么的。这样一对比，我愈发为自己的人生选择而感到自豪。

有一段时间，我每天在美国图书馆看完书后，就步行到离此不远的我姐姐孔令和那里去。她在美国新闻总署的"美国之音"华语部工作。她的部主任听说我是她的妹妹，就几次跟我闲聊，最后邀请我在"谈谈中国"节目中讲一讲中国的情况，给我三十分钟时间。我姐姐一昕吓了一跳，因为一 般给五分钟就是多的了，给三十分钟的情况是从来没有的。讲的题目主要是这么几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儒学研究的状况，美国对中国的发展能作什么贡献等，分两次播出。我把这件事向中国大使馆作了汇报。这时中国驻美大使刚由韩叙同志接任。他足足用了两个小时，听我谈了所要准备讲的内容，然后他又补充了一些材料。这个"谈谈中国"节目实际播放时间是二十八分钟，创了美国之音"谈谈中国"节目开播以来华人讲话时间的最高记录。当时中国刚刚开放，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大都停留在过去的时代。在节目中，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向海外介绍今天的中国，澄清了一些误解，打消了许多人的疑虑。节目播出后，各方面的反映都很好，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回国后，我将这些情况向山大、省政协和民盟中央分别作了汇报，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 我是个教书的，过去只知道搞学问，没有任何政治经验，是共产党培养了我，把我放到现在这样的领导岗位上，使我懂得了怎样更好地为社会工作，为人民服务。记得1983年3月，山大有传闻说，我将被安排当省政协委员。我觉得这不可能，因为我在山大那么多年，什么也没当过，连个小组长、教研室主任也都没干过。每逢填表，在履历栏里我都填得很简单，而别人往往填一大串职务经历。后来我果然被推荐为省政协委员，心里很吃惊也很高兴。我去参加了会议。校统战部长何畏告诉我，可能要让我当政协常委，我当时其实连常委和委员的区别都搞不清。后来结果被选为省政协常委，并立即被选为副主席。当时心情确实很复杂，觉得压力挺大，责任重大。这一选就连续担任了五、六、七共三届。1986年我又被选为民盟中央常委，不久又被选为副主席。从1987年开始，我又连续三届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两届全国政协常委，更加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我想，党和人民那么信任我，作为民盟的一员，我就要全力做好参政议政工作，多提议案，多办实事。1983年第一次在省政协会议上发言，我就提出关于教育改革的几条建议，一是加强教育投入;二是对社会科学不能偏，应当加强;三是将大学办社会转变为社会办大学;四是建议无论文、理的学生，都要学点历史，特别是近代史。我的发言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报纸全文刊发了我的建议，还同时配发了我的照片。当时的苏毅然书记、梁步庭省长、李子超主席和以后各位省的领导，也都从各方面给我鼓励和关切。我常常想，共产党对我如此充分信任，充分重用，说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很实在的，外国说我们八个民主党派都是些花瓶，这个说法要么是恶意攻击，要么就是不了解实情。我也曾有过"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的看法，其实，从我这些年所做的提案、发言来看，基本是条条有反馈，件件有落实的。有关部门常常走访我，征求我的具体意见，进行认真的研究解决。所以我在全国政协会上讲"不说白不说，说了不白说，到底说不说?说!"自从当了全国妇联副主席后，我的发言内容除了教育外，还放在了妇女方面，重点谈了要重视选用妇女领导干部、加强妇女 就业措施等问题，引起各方面的反响。我知道，我做的工作很有限，但得到的却很多。我唯有全力的工作才能不辜负这种神圣的信任。中央领导在中南海亲切地接见了全国妇联领导班子，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我把这一切看作是党和人民对我的鼓励和鞭策，看作是整个民盟的事业和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