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7年岁末，民盟中央机关新的办公红楼诞生以来，我们接待了无数次来自全国各地盟内外领导与普通盟员的参观访问。在参访中，大家都会对其中一面悬挂着10幅庄重照片的历史红墙印象深刻。这10幅照片分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与民盟中央的黄炎培、张澜、沈钧儒及费孝通、丁石孙、蒋树声等10任主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合影。我觉得，某种意义上说，这10幅照片既是民盟70年历史进程的缩影，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不断发展壮大的高度概括与真实见证。

自2002年在民盟九大上，我被任命为民盟中央秘书长一职以来，我庆幸自己在近10年为民盟的服务中，先后在费老、丁先生、蒋校长及其他各位副主席身边工作。回首过去，我感受最深的是各位主席做人做事的胸襟气度与高风亮节的优秀品质，无时不刻地在影响着我、感染着我。包括建盟70年来的历任的民盟中央的领导人，他们不但是学养精博的学者，更是运筹帷幄坚定成熟的政治家。他们像一座座富有的金矿，不断充实着我的精神家园，是我行为品格与行动的楷模，引领我进入一个崭新的人生境界。在费老、丁先生、蒋校长身边工作，我学到了任何学科的博士课程都学不到的知识，也受到了任何从政经历都得不到的历练和启发。

脑海中掠过的也许只是三位前辈的一件件小事，但留给我的是感动、是思考、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作为民盟的晚辈与后来者，我有幸与晚年的费老有过几次接触，尤其是第一次登门拜访费老，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是2002年12月的一天，我到民盟中央机关工作不久，在办公厅领导的陪同下，我亲自登门拜见了这位仰慕已久的民盟前辈。

记得那天费老的精神特别好，银白色的头发梳理得很整齐，他微笑着站在门前迎接我，与我握手寒暄的那一瞬间，是那样的温暖而有力。我感觉前辈宽厚掌心中传导的不仅仅是热情，更是对民盟晚辈的一种真诚信任与责任期待。好像当时握手的时间持续了很久，这不仅很快消除了我临来时那种略带紧张的心情，而且，作为一个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已然定格在我心中，不经意间，也成为我日后全身心投入所热爱盟务工作的一个新起点。

“茶叙”的形式是费老了解社会的一种最简单、最直接的调研方式。他在与我的“茶叙”中，认真询问了我这个出生于60年代晚辈的工作经历，并不时地点评我所工作过的中西部地区的地理气候特征与秦汉盛唐的历史演绎及当地百姓的人文风貌。

包括在以后的几次交谈中，我感到费老对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建设与发展可谓情有独钟，见解独到。记得有一次，费老去甘肃为《费孝通》电视片拍摄有关资料，我特意到车站为他送行。在等待开车的短暂时间里，费老畅谈了他对发展我国大西北的构想和思路。那时我就想，一位生长在江南水乡的老人对地广人稀的大西北了解之全，思考之深，见解之新，着实令我这个曾经在西北生活和工作过的后辈景仰。

---2002年12月，我出任秘书长一职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翠园”民盟中央机关总部，陪同丁石孙主席等民盟中央领导人接待走访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的胡锦涛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记得那天下着大雪，胡锦涛、贾庆林、曾庆红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丁主席等民盟前辈亲切交谈，谈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历史，谈我国的改革和建设。时任民盟中央主席的丁先生一班人抓住机遇，适时向执政党最高领导提出改善民盟中央机关办公条件的请求。

这是我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接近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我感觉总书记记忆超群，平易近人。他十分关心民盟的自身建设，当得知民盟中央机关办公楼长期困在小胡同里，出入非常不便，而且有的旧办公室还在使用50年代民盟前辈用过的沙发时，当即决定国家出资支持民盟改善办公条件。这就是后来流传甚广的一语双关名句“给民盟一条出路”的由来。

在丁先生一班人的支持和直接领导下，我担任秘书长的第一个五年的主要工作之一，可以说就是全力打造这座民盟中央机关新的办公楼。如今，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新的民盟中央机关总部，一座精致的小红楼在“翠园”诞生了。但已经退出领导岗位的丁先生却无缘在新办公楼工作了。

我想，这就是丁先生这代人，明知自己不能“乘凉”，也要“栽树”的高尚境界吧。小红楼作为党盟合作的重要标志，凝聚着民盟九届丁主席一班人的辛勤与汗水，也是民盟前辈几代人艰辛播种的重要政治成果，作为民盟晚辈，我们理当铭记在心。坦率地说，我对这座小红楼有着深厚的感情，因为我有幸在丁先生身边工作时，见证了这座小红楼从孕育到诞生的全过程。

---2007年2月，我陪蒋校长赴民盟诞生地重庆“特园”，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成立纪念碑揭碑仪式。记得在那天下午的座谈会上，由于热情高涨的重庆基层盟员争先发言，大大超出了原定的时间安排，留给蒋校长讲话与合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因已预定了当晚返京的航班，担心下班高峰沿途堵车，焦急的工作人员两次递纸条催促提醒尽快结束会议。然而，面对广大基层盟员的一片热烈真情，蒋校长丝毫没有为赶航班而缩短发言的意思。他不但平静耐心地回答完盟员们所关心的问题，且坚持按原计划与大家合影后才从容离开。

通过这件日常小事，我们可以看出蒋校长真诚待人，沉稳处事的个人风格别具魅力。我认为，这种胸有大局、处惊不变的自信力，无疑是领军人物长期敬业律己修炼而成的。

此外，蒋校长到民盟中央机关工作后，无论是开始担任副主席，还是后来出任主席，他都严格要求自己，身体力行，轻车从简，不搞特殊。比如，蒋校长外出，一再婉拒迎来送往，更不需要按照领导的级别，增加官员的排场。这为我们做实际工作的，着实减轻了很大消耗人财物的负担与压力。

其实，在往前追溯，在南京大学就流传过蒋校长经常自己蹬着自行车，参加学生座谈会的美谈。我想，这种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无时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感动着我们，并鞭策我们后生晚辈铭记在心，修身成长。

今年是民盟成立70年，我也开始进入人生的“知天命之年”。当初，我为民盟中央机关小红楼诞生而有些感慨，不仅因为那里几年前还是待拆的灰砖旧瓦小平房，更是感叹时代的变迁对我们个人命运的巨大影响。就我而言，进入不惑的短短十年里，我的人生陡然发生的变化，常常令我始料未及。工作上，调到北京，在主席身边工作；生活上，家父远去，儿子上了大学。这一切，仿佛就是在一夜之间，让我离开了西北熟悉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来到京城，加入这个陌生而又倍感亲切的民盟大家庭。

我有时在想，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费老、丁先生、蒋校长这样的民盟前辈老领导们，在波澜起伏的人生旅途中，前赴后继、百折不挠、无怨无悔地追求奋斗呢？回答这样的思考，常常是感性与理性交替并存的。

如今，我已完全融入了这座城市和这个集体。现在，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我的人生坐标都集中处在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中间位置，承担着一个中年人应有的责任。

我欣赏明代文人吕坤说的话：“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见识”，而要达到这样一种为人处事的较高境界，我想，我们除了像前辈们那样，心静、气和、执着地向前走，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