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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是一个盟员为荣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http://www.mmzy.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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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22
章振乾
2001年是新世纪的第一年，我们将迎来辛亥革命9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和中国民主同盟诞生60周年。
1981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同志在民盟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上说：“今年，我们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纪念了辛亥革命70周年，今天又在这里庆祝民盟成立40周年。这三个纪念日看起来是个巧合，但是从二十世纪的历史来看，是有着密切地联系的。”
我出生在二十世纪初的1907年，亲身经历了百年沧桑和时代风云变幻，能感受到这“密切地联系”，加入民盟也是我人生的必然。
我的家乡在福建连江这一山海之县，百年来多有志士仁人为追求光明，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辛亥革命前顷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连江县就有九烈士。接着，袁世凯背叛称帝，在孙中山先生的召唤下，连江的志士收集朴刀、剑钯和旧式枪械，率众起义。从连江向闽北进发，经浦城县遭遇到洋枪队，大多牺牲疆场。志士们这种“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英雄气慨，在我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以后的日子里，时时激奋着我。我少年时，就离开家乡赴省城福州求学。当时，“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很快就波及福建。十多岁的我，也毅然走上街头，参与了学生运动，经受了爱国运动的洗礼和科学民主精神的薰陶。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早年党在闽西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立了红色苏维埃政权，那时，我都有所认知。年青时，我从广州中山大学毕业后，就回福建，曾一度在省政府机关报《新福建日报》任编辑。1932年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后入闽，我也为他们办过《国光日报》，以后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公开打出“抗日反蒋”旗号，成立“人民革命政府”。不久，“人民革命政府”失败，我为了避开国民党军警的查缉，东渡日本留学。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入侵，国难当头，我毅然离日返国。我一边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一边参加抗日民主运动。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于民族危难之时，许多我所仰慕的爱国民主主义者和著名的学者，都成为民盟的中坚力量。抗战胜利后，在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中，民盟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我就在这年头参加了福建地下民盟组织。
民盟福建省支部筹委会于1947年3月成立。根据当时的形势福建民盟一成立，就跟中国共产党有直接的密切联系。采取秘密的地下斗争方式，开展活动，当民盟被宣布为“非法团体”后，筹委会就决定：继续发展上层知名人士入盟，并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必要时掩护撤退；同时，坚持地下斗争，大力做群众工作和策反工作。当时也许我也在这保护之列，故未曾让我冲锋临阵和作出任何牺牲。我时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在“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民主运动中，曾与傅家麟、管长墉等社科所盟员策划了省立四所高等院校教工联谊会开展“罢教索薪”斗争和其他一些工作，在知识界产生了一些影响。
我是一个普通的盟员，在当时也还是个新盟员，新中国成立前后，于1949年9月，我当选福建省民盟临时工作委员会，1949年12月出席民盟中央会议，被增选为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眼看中央早期领导同志的品格与作风，深受教益。1950年我从省研究院转到厦门大学。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我被列入“另册”。以后就调离厦大到省博物馆(还让我担任副馆长)，我真要进“博物馆”了?“文革”期间，我被下放到闽北农村，我又就此“流放”吗?但我坚信历史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四人帮”倒行逆施必将终结，执政者若不顺应民心，终要被扫出历史的舞台。果然不出几年，我这“文物”又“出土”了。
“文革”劫后，福建民盟着手恢复组织活动。1978年6月，全国人大组织部分代表来闽视察，其中有民盟中央领导人胡愈之、楚图南、闻家驷、沈兹九和李文宜等。他们附带前来关心、了解福建民盟的情况并指导工作。李文宜大姐主持了盟员座谈会，大家见到久别的亲人，人人都很激动，充满“回娘家”的喜悦。我们汇报了福建民盟和盟员的情况以及落实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就在这次会上，当时主持福建民盟工作的包望敏同志根据盟中央商议的精神，宣布调我到省民盟主持日常工作。会后，楚老和李文宜大姐找我谈话，说我比包老年轻，身体也好，对我有所寄望。其实，我比包老还年长，但既是组织的决定，我只好表示接受。我这年过七旬的新兵，受命于特殊的历史关头，深感肩上责任之重大，唯恐辜负盟组织的厚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广大知识分子受挫伤、受压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福建民盟的工作又出现了勃勃生机。民盟中央领导和盟内的专家、学者给改革开放后的福建民盟工作以极大的关心、指导和支持。80年代初期，民盟福建省委会多次邀请了费孝通、钱伟长、侯学煜、赵今声、千家驹、陶大镛、关梦觉、谈家桢、徐铸成、郑孝燮……等著名学者来福建讲学和考察，在考察过程中，他们对福建的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1985年10月，民盟福建省委在福州市召开“闽南三角地区经济技术开发研讨会”，民盟中央费孝通同志亲莅会议指导，并发表了重要讲话。1986年11月，民盟中央钱伟长同志出席并指导民盟福建省委会在漳州市举行的“九龙江流域整治与开发研讨会”。几场研讨会都取得积极的成果，在福建省扩大了民盟的影响。此外，福建民盟自80年代初开始，就与天津、上海民盟组织根据民盟中央的统一部署，就我国基础教育问题，联合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研讨活动……
1990年1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即中共中央[1989]14号文件)，福建民盟作为参政党的地方组织，注意加强盟自身建设，积极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为福建省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随着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历史任务的完成，我就不再参加盟中央的工作。在福建民盟，我也转任名誉职务。我想起费老曾经讲过的一句话，民盟应该是棵常青树，人总是会老的，我们逐步都要退出领导岗位，将有一批年富力强的同志上来接班，这样民盟的事业才能不断兴旺发达。我认为，我们民盟的新老交替、政治交接是十分成功的。我看到年轻一代上来了，后来居上，使我感到欣慰。
我是福建政协的老委员，也是全国政协的两届委员，省政协曾以“委员的风采”为题，实录委员的工作活动，我以．《履声犹未歇征程》一文应之。如今我也已卸下了政协的任务，但还得为实现“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目标奋斗。
今年是新世纪的岁首，今天是辛已年正月初九，老友从北给我发来生日贺电：“期颐在望，安步徐趋，瓯圆企盼，共举春壶。”在这新世纪之春，我又想起1980年新春佳节，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专程到民盟中央看望民盟同志，胡耀邦同志说：“民盟是爱国的，是学有专长的，为人是正派的。”对此，我有十分深刻的感受。自维对于这一标准我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我怀想此生，虽然没有更大的作为，但以自己是个盟员为荣。
(2001年2月1日写于福州)
本文选自《章振乾百岁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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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是一个盟员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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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振乾
2001年是新世纪的第一年，我们将迎来辛亥革命9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和中国民主同盟诞生60周年。
1981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同志在民盟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上说：“今年，我们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纪念了辛亥革命70周年，今天又在这里庆祝民盟成立40周年。这三个纪念日看起来是个巧合，但是从二十世纪的历史来看，是有着密切地联系的。”
我出生在二十世纪初的1907年，亲身经历了百年沧桑和时代风云变幻，能感受到这“密切地联系”，加入民盟也是我人生的必然。
我的家乡在福建连江这一山海之县，百年来多有志士仁人为追求光明，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辛亥革命前顷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连江县就有九烈士。接着，袁世凯背叛称帝，在孙中山先生的召唤下，连江的志士收集朴刀、剑钯和旧式枪械，率众起义。从连江向闽北进发，经浦城县遭遇到洋枪队，大多牺牲疆场。志士们这种“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英雄气慨，在我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以后的日子里，时时激奋着我。我少年时，就离开家乡赴省城福州求学。当时，“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很快就波及福建。十多岁的我，也毅然走上街头，参与了学生运动，经受了爱国运动的洗礼和科学民主精神的薰陶。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早年党在闽西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立了红色苏维埃政权，那时，我都有所认知。年青时，我从广州中山大学毕业后，就回福建，曾一度在省政府机关报《新福建日报》任编辑。1932年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后入闽，我也为他们办过《国光日报》，以后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公开打出“抗日反蒋”旗号，成立“人民革命政府”。不久，“人民革命政府”失败，我为了避开国民党军警的查缉，东渡日本留学。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入侵，国难当头，我毅然离日返国。我一边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一边参加抗日民主运动。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于民族危难之时，许多我所仰慕的爱国民主主义者和著名的学者，都成为民盟的中坚力量。抗战胜利后，在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中，民盟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我就在这年头参加了福建地下民盟组织。
民盟福建省支部筹委会于1947年3月成立。根据当时的形势福建民盟一成立，就跟中国共产党有直接的密切联系。采取秘密的地下斗争方式，开展活动，当民盟被宣布为“非法团体”后，筹委会就决定：继续发展上层知名人士入盟，并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必要时掩护撤退；同时，坚持地下斗争，大力做群众工作和策反工作。当时也许我也在这保护之列，故未曾让我冲锋临阵和作出任何牺牲。我时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在“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民主运动中，曾与傅家麟、管长墉等社科所盟员策划了省立四所高等院校教工联谊会开展“罢教索薪”斗争和其他一些工作，在知识界产生了一些影响。
我是一个普通的盟员，在当时也还是个新盟员，新中国成立前后，于1949年9月，我当选福建省民盟临时工作委员会，1949年12月出席民盟中央会议，被增选为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眼看中央早期领导同志的品格与作风，深受教益。1950年我从省研究院转到厦门大学。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我被列入“另册”。以后就调离厦大到省博物馆(还让我担任副馆长)，我真要进“博物馆”了?“文革”期间，我被下放到闽北农村，我又就此“流放”吗?但我坚信历史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四人帮”倒行逆施必将终结，执政者若不顺应民心，终要被扫出历史的舞台。果然不出几年，我这“文物”又“出土”了。
“文革”劫后，福建民盟着手恢复组织活动。1978年6月，全国人大组织部分代表来闽视察，其中有民盟中央领导人胡愈之、楚图南、闻家驷、沈兹九和李文宜等。他们附带前来关心、了解福建民盟的情况并指导工作。李文宜大姐主持了盟员座谈会，大家见到久别的亲人，人人都很激动，充满“回娘家”的喜悦。我们汇报了福建民盟和盟员的情况以及落实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就在这次会上，当时主持福建民盟工作的包望敏同志根据盟中央商议的精神，宣布调我到省民盟主持日常工作。会后，楚老和李文宜大姐找我谈话，说我比包老年轻，身体也好，对我有所寄望。其实，我比包老还年长，但既是组织的决定，我只好表示接受。我这年过七旬的新兵，受命于特殊的历史关头，深感肩上责任之重大，唯恐辜负盟组织的厚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广大知识分子受挫伤、受压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福建民盟的工作又出现了勃勃生机。民盟中央领导和盟内的专家、学者给改革开放后的福建民盟工作以极大的关心、指导和支持。80年代初期，民盟福建省委会多次邀请了费孝通、钱伟长、侯学煜、赵今声、千家驹、陶大镛、关梦觉、谈家桢、徐铸成、郑孝燮……等著名学者来福建讲学和考察，在考察过程中，他们对福建的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1985年10月，民盟福建省委在福州市召开“闽南三角地区经济技术开发研讨会”，民盟中央费孝通同志亲莅会议指导，并发表了重要讲话。1986年11月，民盟中央钱伟长同志出席并指导民盟福建省委会在漳州市举行的“九龙江流域整治与开发研讨会”。几场研讨会都取得积极的成果，在福建省扩大了民盟的影响。此外，福建民盟自80年代初开始，就与天津、上海民盟组织根据民盟中央的统一部署，就我国基础教育问题，联合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研讨活动……
1990年1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即中共中央[1989]14号文件)，福建民盟作为参政党的地方组织，注意加强盟自身建设，积极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为福建省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随着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历史任务的完成，我就不再参加盟中央的工作。在福建民盟，我也转任名誉职务。我想起费老曾经讲过的一句话，民盟应该是棵常青树，人总是会老的，我们逐步都要退出领导岗位，将有一批年富力强的同志上来接班，这样民盟的事业才能不断兴旺发达。我认为，我们民盟的新老交替、政治交接是十分成功的。我看到年轻一代上来了，后来居上，使我感到欣慰。
我是福建政协的老委员，也是全国政协的两届委员，省政协曾以“委员的风采”为题，实录委员的工作活动，我以．《履声犹未歇征程》一文应之。如今我也已卸下了政协的任务，但还得为实现“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目标奋斗。
今年是新世纪的岁首，今天是辛已年正月初九，老友从北给我发来生日贺电：“期颐在望，安步徐趋，瓯圆企盼，共举春壶。”在这新世纪之春，我又想起1980年新春佳节，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专程到民盟中央看望民盟同志，胡耀邦同志说：“民盟是爱国的，是学有专长的，为人是正派的。”对此，我有十分深刻的感受。自维对于这一标准我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我怀想此生，虽然没有更大的作为，但以自己是个盟员为荣。
(2001年2月1日写于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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