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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民盟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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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3-26
江西民盟组织成立于1947年夏秋之交，去年是江西民盟组织成立60周年。回顾江西民盟组织所走过的不平凡路程，我的心情与广大盟员一样，十分激动。回顾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经历，我与民盟似乎有一种情结。
我出生在一个盟员家庭。父亲王绍中是解放前加入民盟的老盟员，堂伯父王堃也是解放前加入民盟的老盟员。
我参加工作后，父亲曾经跟我谈到过一些民盟的事情。他说：“解放前夕，我与堂哥王堃等一批进步青年，受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于1949年5月在进贤县参加了民盟。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进贤民盟小组在朱啸秋等同志带领下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争取民主、迎接进贤县的解放，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像许多盟员一样在政治上受到了迫害，但他对自己加入民盟的选择无怨无悔。
作为一个入盟几十年的老盟员，父亲对民盟组织的感情很深。20世纪80年代初，民盟组织恢复活动后不久，父亲就给民盟省委组织部写信：“我是1959年从进贤县调到原省人委双港砖瓦厂工作的，又于1961年调到恒湖垦殖场工作，在恒湖已有二十多年了，现在仍在场部机关工作。曾有一段时间组织上经常寄来《盟讯》等刊物，后来，由于‘左’的思想路线等原因，组织关系中断了；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落实了各项政策，发展了大好形势。我于1980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今天特意来信向民盟组织汇报自己的情况，期盼与组织上取得联系。”
因为父亲是老盟员，我家的书架上摆放了不少《盟讯》之类的书刊。所以我在工作之余，经常会翻阅《中央盟讯》和《江西盟讯》，对民盟有了初步了解，对民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有了肤浅认识。
1961年父亲来到当时还杂草丛生的恒湖垦殖场创业。为了工作，他经常披星戴月、风餐露宿；恶劣的条件、艰苦的环境，使父亲染上了血吸虫病、胃病。一次在加夜班时，父亲不慎从拖拉机上摔下来，腰部严重损伤，这给以后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留下了隐患。在恒湖工作的二十七年间，父亲得了三次重病：1962年恒湖发大水，当时父亲已身患血吸虫病，高烧持续多日，但身为大队长的他仍然坚持战斗在工作第一线，最后被职工强行送到南昌住院；1975年，父亲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症，坐骨神经疼痛难忍。为了及时了解生产情况，他拄着拐杖到田间，一根拐杖不够就用两根；下肢瘫痪了，就叫大队用手扶拖拉机送他到田间；实在不能动弹，就躺在床上召集会议，布置生产，安排工作；1986年夏天，父亲的胃病发作，但他（场办副主任）为了做好下放职工子女的安置工作和恒湖总场老干部的工作，忍着剧烈的疼痛，东奔西忙，常常工作到深夜。当我和妹妹得知他已在床上挣扎了三天，便强行把他送到江西医学院二附院检查，发现已是晚期胃癌。在病重住院期间，父亲总是念念不忘自己的工作，临终前还惦记着下放职工子女的安置问题。
不知有多少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父亲独自一人打着马灯，扛着铁锹去田间，观水情、堵缺口；也不知有多少个烈日炎炎的夏天，父亲戴着草帽到地头，察看水稻长势情况；为了工作，父亲不知加了多少班，但他从来没有领过一次加班费。他总是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从不侵占国家和群众的利益。
1987年7月，年仅59岁的父亲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他在遗嘱中写道：“在我生病期间，民盟省委组织部领导来医院探望，在此表示衷心感谢！我不能报答民盟组织多年来对我的关怀，希望我的儿女能为民盟组织做一点事情。”
如果说从《盟讯》上了解民盟使我对民盟有了初步的理性认识，那么父亲的一言一行使我对民盟有了切身的感受。
1990年5月因工作需要，我从新建县一中调到民盟省委机关工作。此前，我是一个中学教师，对如何做党派机关工作十分陌生。因此，心里有几份担忧。
记得我到民盟省委机关上班的第一天，老领导雷世懋副主委就专门找我谈话，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听说你是老盟员的后代，自己又愿意从事党派机关工作，我很高兴。民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参政党。民盟机关是民盟组织的枢纽，机关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民盟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乃至民盟的整体形象。因此，我们每一个机关干部都要明确自己肩负的责任，认认真真做好本职工作，为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随后，组织上安排我先到组织部工作，便于我多接触盟员、多联系基层盟组织，有利于我尽快熟悉盟务工作。
进民盟机关工作不久，我随组织部副部长傅精武去参加基层支部组织生活，路上他对我说:“你现在的情况和我38年前一样；过去我们都是教书的，我们的教学对象是学生。现在我们从事的是党派机关工作，我们的服务对象是高、中级知识分子。党派机关工作对你来说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应当从头学起。只要自己勤奋好学，慢慢就会熟悉的。”傅部长的一番话像一阵暖人心意的春风吹进了我的心田。
一年后，组织部副部长王远大也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说：“党派专职干部一般有两大任务：一是当参谋，二是搞服务；当参谋知识面要广，要有超前意识；搞服务就是为盟员服务，为基层服务。党派机关与其他机关的性质和特点不同，比较难以量化。工作的好坏、成绩的大小，很大程度上要靠自觉、靠奉献、靠进取。”王部长言简意赅的话语使我明白了肩上的责任，懂得了作为专职干部应具备的素质。与王部长共事10年，我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他的言传身教，对我做好组织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民盟省委副主委杜伊力分管组织工作多年，她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使我受益匪浅。
由于领导的关心和同志们的帮助，在组织部工作的13年时间里，我从一个门外汉到能胜任工作，并不断有所进步：1996年，我负责《全盟统计报表和盟员电脑管理系统》软件的使用，虽然当时对电脑一窍不通，但我并没有退缩，而是向内行求教、自己反复钻研，终于熟练掌握该软件的使用，并向民盟中央提出了改进意见。1997年和1999年，我省这项工作两次受到民盟中央组织部的表彰。2000年，《盟员电脑管理系统》二期软件试用研讨会放在江西召开，江西民盟省委在会上作了经验介绍。
2003年，民盟省委机关实行轮岗。为了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我主动要求到宣传部工作。刚进宣传部时，我只能写一些会议报道和水平不高的人物专访之类文章；经过四年的工作实践，在王洛部长的悉心帮助和指导下，我的写作水平大有提高：两篇文章先后被评为2004年度、2005年度江西省政协好新闻三等奖；两篇文章分别获得全国政协、中国新闻社共同举办的全国征文二等奖和三等奖。
从1990年至今，我在民盟工作了18个年头。从我父亲是盟员到我是盟员，从中学教师到民盟专职干部，我的民盟情结使我与民盟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很珍视民盟盟员的身份，我更感谢民盟组织对我的培养。虽然早晚有一天我也要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但民盟情结将伴随我终身。
王永新
2008-3-10
责任编辑：管理员
我的民盟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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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民盟组织成立于1947年夏秋之交，去年是江西民盟组织成立60周年。回顾江西民盟组织所走过的不平凡路程，我的心情与广大盟员一样，十分激动。回顾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经历，我与民盟似乎有一种情结。
我出生在一个盟员家庭。父亲王绍中是解放前加入民盟的老盟员，堂伯父王堃也是解放前加入民盟的老盟员。
我参加工作后，父亲曾经跟我谈到过一些民盟的事情。他说：“解放前夕，我与堂哥王堃等一批进步青年，受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于1949年5月在进贤县参加了民盟。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进贤民盟小组在朱啸秋等同志带领下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争取民主、迎接进贤县的解放，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像许多盟员一样在政治上受到了迫害，但他对自己加入民盟的选择无怨无悔。
作为一个入盟几十年的老盟员，父亲对民盟组织的感情很深。20世纪80年代初，民盟组织恢复活动后不久，父亲就给民盟省委组织部写信：“我是1959年从进贤县调到原省人委双港砖瓦厂工作的，又于1961年调到恒湖垦殖场工作，在恒湖已有二十多年了，现在仍在场部机关工作。曾有一段时间组织上经常寄来《盟讯》等刊物，后来，由于‘左’的思想路线等原因，组织关系中断了；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落实了各项政策，发展了大好形势。我于1980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今天特意来信向民盟组织汇报自己的情况，期盼与组织上取得联系。”
因为父亲是老盟员，我家的书架上摆放了不少《盟讯》之类的书刊。所以我在工作之余，经常会翻阅《中央盟讯》和《江西盟讯》，对民盟有了初步了解，对民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有了肤浅认识。
1961年父亲来到当时还杂草丛生的恒湖垦殖场创业。为了工作，他经常披星戴月、风餐露宿；恶劣的条件、艰苦的环境，使父亲染上了血吸虫病、胃病。一次在加夜班时，父亲不慎从拖拉机上摔下来，腰部严重损伤，这给以后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留下了隐患。在恒湖工作的二十七年间，父亲得了三次重病：1962年恒湖发大水，当时父亲已身患血吸虫病，高烧持续多日，但身为大队长的他仍然坚持战斗在工作第一线，最后被职工强行送到南昌住院；1975年，父亲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症，坐骨神经疼痛难忍。为了及时了解生产情况，他拄着拐杖到田间，一根拐杖不够就用两根；下肢瘫痪了，就叫大队用手扶拖拉机送他到田间；实在不能动弹，就躺在床上召集会议，布置生产，安排工作；1986年夏天，父亲的胃病发作，但他（场办副主任）为了做好下放职工子女的安置工作和恒湖总场老干部的工作，忍着剧烈的疼痛，东奔西忙，常常工作到深夜。当我和妹妹得知他已在床上挣扎了三天，便强行把他送到江西医学院二附院检查，发现已是晚期胃癌。在病重住院期间，父亲总是念念不忘自己的工作，临终前还惦记着下放职工子女的安置问题。
不知有多少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父亲独自一人打着马灯，扛着铁锹去田间，观水情、堵缺口；也不知有多少个烈日炎炎的夏天，父亲戴着草帽到地头，察看水稻长势情况；为了工作，父亲不知加了多少班，但他从来没有领过一次加班费。他总是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从不侵占国家和群众的利益。
1987年7月，年仅59岁的父亲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他在遗嘱中写道：“在我生病期间，民盟省委组织部领导来医院探望，在此表示衷心感谢！我不能报答民盟组织多年来对我的关怀，希望我的儿女能为民盟组织做一点事情。”
如果说从《盟讯》上了解民盟使我对民盟有了初步的理性认识，那么父亲的一言一行使我对民盟有了切身的感受。
1990年5月因工作需要，我从新建县一中调到民盟省委机关工作。此前，我是一个中学教师，对如何做党派机关工作十分陌生。因此，心里有几份担忧。
记得我到民盟省委机关上班的第一天，老领导雷世懋副主委就专门找我谈话，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听说你是老盟员的后代，自己又愿意从事党派机关工作，我很高兴。民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参政党。民盟机关是民盟组织的枢纽，机关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民盟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乃至民盟的整体形象。因此，我们每一个机关干部都要明确自己肩负的责任，认认真真做好本职工作，为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随后，组织上安排我先到组织部工作，便于我多接触盟员、多联系基层盟组织，有利于我尽快熟悉盟务工作。
进民盟机关工作不久，我随组织部副部长傅精武去参加基层支部组织生活，路上他对我说:“你现在的情况和我38年前一样；过去我们都是教书的，我们的教学对象是学生。现在我们从事的是党派机关工作，我们的服务对象是高、中级知识分子。党派机关工作对你来说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应当从头学起。只要自己勤奋好学，慢慢就会熟悉的。”傅部长的一番话像一阵暖人心意的春风吹进了我的心田。
一年后，组织部副部长王远大也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说：“党派专职干部一般有两大任务：一是当参谋，二是搞服务；当参谋知识面要广，要有超前意识；搞服务就是为盟员服务，为基层服务。党派机关与其他机关的性质和特点不同，比较难以量化。工作的好坏、成绩的大小，很大程度上要靠自觉、靠奉献、靠进取。”王部长言简意赅的话语使我明白了肩上的责任，懂得了作为专职干部应具备的素质。与王部长共事10年，我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他的言传身教，对我做好组织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民盟省委副主委杜伊力分管组织工作多年，她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使我受益匪浅。
由于领导的关心和同志们的帮助，在组织部工作的13年时间里，我从一个门外汉到能胜任工作，并不断有所进步：1996年，我负责《全盟统计报表和盟员电脑管理系统》软件的使用，虽然当时对电脑一窍不通，但我并没有退缩，而是向内行求教、自己反复钻研，终于熟练掌握该软件的使用，并向民盟中央提出了改进意见。1997年和1999年，我省这项工作两次受到民盟中央组织部的表彰。2000年，《盟员电脑管理系统》二期软件试用研讨会放在江西召开，江西民盟省委在会上作了经验介绍。
2003年，民盟省委机关实行轮岗。为了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我主动要求到宣传部工作。刚进宣传部时，我只能写一些会议报道和水平不高的人物专访之类文章；经过四年的工作实践，在王洛部长的悉心帮助和指导下，我的写作水平大有提高：两篇文章先后被评为2004年度、2005年度江西省政协好新闻三等奖；两篇文章分别获得全国政协、中国新闻社共同举办的全国征文二等奖和三等奖。
从1990年至今，我在民盟工作了18个年头。从我父亲是盟员到我是盟员，从中学教师到民盟专职干部，我的民盟情结使我与民盟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很珍视民盟盟员的身份，我更感谢民盟组织对我的培养。虽然早晚有一天我也要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但民盟情结将伴随我终身。
王永新
2008-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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