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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盟员是我师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http://www.mmzy.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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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15
刘文漪
我的父亲是反右前在杭州大学加入民盟的。文革期间，民盟停止了活动，父亲也成了牛鬼蛇神受到各种迫害。但是父亲没有忘记自己是民盟盟员，对民盟组织怀有很深的感情。
记得那是1973年，插队的公社推荐我上大学，在填表时我专门回家向父亲请教父母的“政治面貌”怎么填写？当时父亲已从牛棚出来在学校的食堂做杂工，他稍犹豫了一下立即朗声说：父亲的写民盟盟员。那年代上大学讲的是政治条件加“白卷英雄”，自然，我的大学之路也就做了一场梦罢了。
三中全会后大地回春，民盟浙江省委是当年就恢复了组织活动。次年的3月民盟杭大支部也恢复了组织活动，别提父亲有多高兴了。那时许多老师谈起民主党派时往往还心有余悸，父亲担任支部副主委，一班人经常利用晚间假日多方奔走联系盟员；协助党组织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组织学习政策，打消盟员顾虑……杭大支部的盟务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我亲眼目睹父亲和杭大老盟员的一言一行，既感动又受到了教育，对民盟也有了初浅的感受。后来当我准备离开工厂并有两个很好的工作单位主动提出接受我时，我听从父亲的劝导，想方设法于1984年到了民盟浙江省委机关工作。
我到民盟浙江省委机关先在宣传部跟随张令杭先生编辑《浙江盟讯》，他是我在机关的第一位老师。张令杭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是马寅初的秘书，是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先生（是老盟员）的长婿，学富五车，尤其书法颇有沙先生之风骨。自大批马寅初后，张先生也以莫须有的罪名倒了霉，下放到林场劳动数十年。直到三中全会后，用张先生的话是“拨开云雾看到了天”，看到了天的他不怨天尤人，虽已古稀之年，却精神焕发，一心想为国家干点事。恢复了组织活动后的民盟省委机关，百废待兴，人手却非常少，作为老盟员的张先生不计报酬，主动要求以编外人员的身份到机关工作。是他一手负责恢复了长期中断的《浙江盟讯》。他虽集采编、画样、校对、寄发于一身，却不闭门造车，靠的是嘴勤眼勤手勤耳勤腿勤，整天忙忙碌碌的，常常晚上七八点钟了还在盟员家中征稿，休息天又蹲到印刷厂的排字工旁校改。除了负责《浙江盟讯》，他还联系基层组织，与各个高校的盟员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用抠克来形容一点不为过，记得有一次我对已校了三遍的样稿还要再校时颇不耐烦，张先生一声不吭地拿过去，眯缝着眼睛又校了起来，还找出了错误。过后有同志告诉我：有一期盟讯在付印前因时间急，印刷厂又离得远，他赶不过去就请印刷厂代为审核了，当张先生拿到印好的报纸，发现在一版的一篇文章中国家领导人的名字错了一个字，张先生当即就赶到印刷厂，向厂里要了这个字的铅字，回到办公室先用墨笔把错字涂掉，再把沾上印泥的正确铅字盖在旁边，也不知他到底化了多少时间，反正1500份左右的报纸他就这么一份一份地坚持一个人改完。事后张先生一个劲地检讨，他还说：民盟是最讲究实事求是的，白纸黑字更是不能马虎，这是对我的惩罚。我听后震惊、无语。自此以后，每当我稍有粗心的念头时，张先生的这桩事总会浮现在眼前。
郑仕文老师是先我数月进民盟省委机关的。次年张令杭先生被中共省委统战部请去编辑党外人士画册，郑老师即接过了主编《浙江盟讯》的担子。与张先生的喜动不同，他是整日安然地坐在办公桌前写着思索着，随着香烟一支接一支地抽，《浙江盟讯》也经常有新的可喜变化。可是香烟既抽坏了他的肺（郑老师死于肺癌），也使办公室老是漂浮着劣质的烟味。有时问及他所受的遭遇，他豁然一笑，至今我仍不清楚他因何获罪，吃了多少苦？但他有句话一直留在我脑海里：我做了30年人间的鬼，那时连烟蒂头想抽也抽不到，现在恢复了盟籍又过上了人的日子，知足了。郑老师的经历甚至是家庭境况都挺令人唏嘘的，特别是直到他离开人间时他本该享受的离休待遇仍杳无音讯，可他皆坦然处之，一个心眼地想以好好工作来回报社会。郑老师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和严谨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他尽其所能，诲人不倦，更使我受益匪浅。
裘德昌先生是解放前在杭州加入民盟现仍健在的老盟员，他那宁折不弯的耿直性格，在那些年代中可没少受罪，可他矢志不悔，不仅挺过了艰难岁月，还挺过了癌症的折磨，80多岁的老人至今仍如当年一样还在为民盟组织、为社会不遗余力发挥着作用。还有陈方胜同志、洪松荣同志……每当遇到不尽如意的事，心浮气躁时，想起身边的前辈们，我的心情往往会平静下来。
由于父亲的民盟情结使我与民盟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民盟省委机关20多年的工作岁月，忆昔抚今，感慨万千。如今五十年代加入民盟的前辈许多已作古，健在的亦早已离开工作岗位。他们生前没有显赫的事迹，也没有值得炫耀的身份，他们在民盟内终其一生只是普通盟员，在民盟机关也只是普通的工作人员。但是正如张梅颖副主席所说：“他们中的一些人经受过许多磨难，曾经被误解、受屈辱，却不计个人恩怨和一己荣辱，历经坎坷而积极豁达，忍辱负重而执著付出。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传统在他们身上得到延续和发扬，并顺应时代要求与时俱进。” 三中全会后，民盟浙江省委以这样一批最普通的老盟员为基础，在中共省委的领导下，在老一代民盟领导人的表率作用下，为浙江省的民盟组织恢复活动做了大量琐碎而卓有成效的工作，才有了如今欣欣向荣的拥有8000多盟员的参政党组织，老盟员是累积起民盟组织厚重而坚实脊梁的基石；民盟浙江省委机关也正是有了这么一批老同志当年勤勤恳恳地奉献，更为如今蓬勃向上的和谐机关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今天，通过多年不断地加强自身建设，民盟老一辈领导和老盟员们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优良传统，薪火相传，已经在年轻一代的民盟盟员身上发扬光大；而通过老一辈盟员的言传身教，那称之为“民盟精神”的修德守身，淡泊名利，正直正派，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也已经在年轻一代民盟盟员身上得到了传承。盟员们始终践行着凭良知、凭学识、凭为国奉献的精神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信念，以春风细雨润物无声的行动为民盟组织的参政议政发挥添砖加瓦的作用。在民盟机关工作多年，这些抽象的认识已化成了切身的体念，年代愈久，感受越深。
就我个人而言，也正是有了父辈盟员的思想、品质、作风以及精神风范在前指引，使我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时时自励，“见贤思其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不敢懈怠。我先后在宣传部、调查研究室、组织部，从事了多种工作，也到政府部门挂过职。多种工作的经历，给了我多努力尽职尽力的资本。我是在多年的实践中逐渐感受到作为民盟盟员的光荣，也为自己能成为专职工作人员而感到骄傲。我由衷地热爱民盟组织，由衷地敬重民盟前辈，也由衷地热爱民盟工作。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场合，我都会自豪地向大家介绍：我是民盟盟员，是民盟组织的服务员。我深深地明白民盟机关工作的本质就是服务，更多的工作是在幕后，而不是在台前，是埋头苦干，而不是出头露面，永远要向前辈那样保持正直正派、踏踏实实的奉献精神。
2008年10月20日
责任编辑：管理员
前辈盟员是我师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http://www.mmzy.org.cn [大] [小] 2008-12-15
刘文漪
我的父亲是反右前在杭州大学加入民盟的。文革期间，民盟停止了活动，父亲也成了牛鬼蛇神受到各种迫害。但是父亲没有忘记自己是民盟盟员，对民盟组织怀有很深的感情。
记得那是1973年，插队的公社推荐我上大学，在填表时我专门回家向父亲请教父母的“政治面貌”怎么填写？当时父亲已从牛棚出来在学校的食堂做杂工，他稍犹豫了一下立即朗声说：父亲的写民盟盟员。那年代上大学讲的是政治条件加“白卷英雄”，自然，我的大学之路也就做了一场梦罢了。
三中全会后大地回春，民盟浙江省委是当年就恢复了组织活动。次年的3月民盟杭大支部也恢复了组织活动，别提父亲有多高兴了。那时许多老师谈起民主党派时往往还心有余悸，父亲担任支部副主委，一班人经常利用晚间假日多方奔走联系盟员；协助党组织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组织学习政策，打消盟员顾虑……杭大支部的盟务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我亲眼目睹父亲和杭大老盟员的一言一行，既感动又受到了教育，对民盟也有了初浅的感受。后来当我准备离开工厂并有两个很好的工作单位主动提出接受我时，我听从父亲的劝导，想方设法于1984年到了民盟浙江省委机关工作。
我到民盟浙江省委机关先在宣传部跟随张令杭先生编辑《浙江盟讯》，他是我在机关的第一位老师。张令杭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是马寅初的秘书，是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先生（是老盟员）的长婿，学富五车，尤其书法颇有沙先生之风骨。自大批马寅初后，张先生也以莫须有的罪名倒了霉，下放到林场劳动数十年。直到三中全会后，用张先生的话是“拨开云雾看到了天”，看到了天的他不怨天尤人，虽已古稀之年，却精神焕发，一心想为国家干点事。恢复了组织活动后的民盟省委机关，百废待兴，人手却非常少，作为老盟员的张先生不计报酬，主动要求以编外人员的身份到机关工作。是他一手负责恢复了长期中断的《浙江盟讯》。他虽集采编、画样、校对、寄发于一身，却不闭门造车，靠的是嘴勤眼勤手勤耳勤腿勤，整天忙忙碌碌的，常常晚上七八点钟了还在盟员家中征稿，休息天又蹲到印刷厂的排字工旁校改。除了负责《浙江盟讯》，他还联系基层组织，与各个高校的盟员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用抠克来形容一点不为过，记得有一次我对已校了三遍的样稿还要再校时颇不耐烦，张先生一声不吭地拿过去，眯缝着眼睛又校了起来，还找出了错误。过后有同志告诉我：有一期盟讯在付印前因时间急，印刷厂又离得远，他赶不过去就请印刷厂代为审核了，当张先生拿到印好的报纸，发现在一版的一篇文章中国家领导人的名字错了一个字，张先生当即就赶到印刷厂，向厂里要了这个字的铅字，回到办公室先用墨笔把错字涂掉，再把沾上印泥的正确铅字盖在旁边，也不知他到底化了多少时间，反正1500份左右的报纸他就这么一份一份地坚持一个人改完。事后张先生一个劲地检讨，他还说：民盟是最讲究实事求是的，白纸黑字更是不能马虎，这是对我的惩罚。我听后震惊、无语。自此以后，每当我稍有粗心的念头时，张先生的这桩事总会浮现在眼前。
郑仕文老师是先我数月进民盟省委机关的。次年张令杭先生被中共省委统战部请去编辑党外人士画册，郑老师即接过了主编《浙江盟讯》的担子。与张先生的喜动不同，他是整日安然地坐在办公桌前写着思索着，随着香烟一支接一支地抽，《浙江盟讯》也经常有新的可喜变化。可是香烟既抽坏了他的肺（郑老师死于肺癌），也使办公室老是漂浮着劣质的烟味。有时问及他所受的遭遇，他豁然一笑，至今我仍不清楚他因何获罪，吃了多少苦？但他有句话一直留在我脑海里：我做了30年人间的鬼，那时连烟蒂头想抽也抽不到，现在恢复了盟籍又过上了人的日子，知足了。郑老师的经历甚至是家庭境况都挺令人唏嘘的，特别是直到他离开人间时他本该享受的离休待遇仍杳无音讯，可他皆坦然处之，一个心眼地想以好好工作来回报社会。郑老师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和严谨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他尽其所能，诲人不倦，更使我受益匪浅。
裘德昌先生是解放前在杭州加入民盟现仍健在的老盟员，他那宁折不弯的耿直性格，在那些年代中可没少受罪，可他矢志不悔，不仅挺过了艰难岁月，还挺过了癌症的折磨，80多岁的老人至今仍如当年一样还在为民盟组织、为社会不遗余力发挥着作用。还有陈方胜同志、洪松荣同志……每当遇到不尽如意的事，心浮气躁时，想起身边的前辈们，我的心情往往会平静下来。
由于父亲的民盟情结使我与民盟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民盟省委机关20多年的工作岁月，忆昔抚今，感慨万千。如今五十年代加入民盟的前辈许多已作古，健在的亦早已离开工作岗位。他们生前没有显赫的事迹，也没有值得炫耀的身份，他们在民盟内终其一生只是普通盟员，在民盟机关也只是普通的工作人员。但是正如张梅颖副主席所说：“他们中的一些人经受过许多磨难，曾经被误解、受屈辱，却不计个人恩怨和一己荣辱，历经坎坷而积极豁达，忍辱负重而执著付出。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传统在他们身上得到延续和发扬，并顺应时代要求与时俱进。” 三中全会后，民盟浙江省委以这样一批最普通的老盟员为基础，在中共省委的领导下，在老一代民盟领导人的表率作用下，为浙江省的民盟组织恢复活动做了大量琐碎而卓有成效的工作，才有了如今欣欣向荣的拥有8000多盟员的参政党组织，老盟员是累积起民盟组织厚重而坚实脊梁的基石；民盟浙江省委机关也正是有了这么一批老同志当年勤勤恳恳地奉献，更为如今蓬勃向上的和谐机关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今天，通过多年不断地加强自身建设，民盟老一辈领导和老盟员们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优良传统，薪火相传，已经在年轻一代的民盟盟员身上发扬光大；而通过老一辈盟员的言传身教，那称之为“民盟精神”的修德守身，淡泊名利，正直正派，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也已经在年轻一代民盟盟员身上得到了传承。盟员们始终践行着凭良知、凭学识、凭为国奉献的精神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信念，以春风细雨润物无声的行动为民盟组织的参政议政发挥添砖加瓦的作用。在民盟机关工作多年，这些抽象的认识已化成了切身的体念，年代愈久，感受越深。
就我个人而言，也正是有了父辈盟员的思想、品质、作风以及精神风范在前指引，使我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时时自励，“见贤思其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不敢懈怠。我先后在宣传部、调查研究室、组织部，从事了多种工作，也到政府部门挂过职。多种工作的经历，给了我多努力尽职尽力的资本。我是在多年的实践中逐渐感受到作为民盟盟员的光荣，也为自己能成为专职工作人员而感到骄傲。我由衷地热爱民盟组织，由衷地敬重民盟前辈，也由衷地热爱民盟工作。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场合，我都会自豪地向大家介绍：我是民盟盟员，是民盟组织的服务员。我深深地明白民盟机关工作的本质就是服务，更多的工作是在幕后，而不是在台前，是埋头苦干，而不是出头露面，永远要向前辈那样保持正直正派、踏踏实实的奉献精神。
2008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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