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给王志之的信中说:“那位‘古董’(因吴承仕研究经学,被王志之和同学们如此戏称),不知是否即吴,若然,则他好像也是太炎先生的学生,和我可以说是同窗。”尽管如此,两人竟然直到1934年都“没有见过面”,包括在民国成立之初,吴承仕在司法部任佥事、鲁迅在教育部任佥事时也未曾谋面。但这并不代表两人不能“隔空”合作,比如在王志之出版小说《风平浪静》时,两人就不自觉地演绎了一段倾情接力关爱青年一代的佳话。
王志之(1905—1990),笔名含沙、思远等,四川眉山人。1926年入北京法政大学学习。大革命期间,南下参加国民革命军,曾在叶挺领导的第24师担任军事教导大队文书,并参加南昌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再回北平,1929年入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学习,1931年参加北方左联,创办《北方文艺》《北方文学》《文学杂志》等进步刊物,曾在河北、四川等地任教,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29年开始发表作品。
当王志之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学习时,吴承仕正在那里任教,并任国文系主任。王志之这样记述自己开始跟随吴承仕学习的情景,“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学习时,从同学们的传说中得知,吴承仕老师是与廖平齐名的经学大师、太炎先生的高足。他给我们讲授《经学沿革》,旁征博引,卓识灼然。他属于‘古文学家’,在学派上与廖平对立,而对康、梁亦持异议”。他还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在一片漆黑的暴政下,迫切要求的是照耀前途的光明,争取生存、追求解放的力量!而这种光明与力量,不是在‘经学’里找得到的。因此,在当时,我虽认为吴老师不愧为一代学人,但也不过是无裨益于现实的‘古董’”。但这并不妨碍两人之后成为一对师生朋友,“大约1932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吴老师接待我在院坝里的树荫下吃茶点。我们谈得很广泛:人生问题、社会问题,是我最热心探讨的话题;国内外时事、古今人物的功过是非,都是我放言高论的重点。个人的学业前途、家庭的生活现状、国家的危亡、民族的衰败,引起了无限的牢骚!不平则鸣,除了写东西、办刊物,我也爱在我的师友面前表述衷曲……在吴老师面前,我充分暴露了自己的缺点:轻率、浅薄、狭隘、自大。那时总是我意气奋发地畅谈着,他满面慈祥地倾听着,有时提出不同意见都十分委婉、恳切,使我很乐于接受教训,改正错误。像我这样一个学行不修、满身缺点的飘零子弟,有什么长处值得老师如此重视呢!其实是由于吴老师急于进取,所以对于生徒中的‘狂者’有所偏爱;也许由于我的率真而获得长辈的谅解。这可能是我们师生比较接近的思想原因”。自此以后,王志之成了吴承仕座中常客。
1932年冬天,鲁迅回到北平探望母病。王志之得知消息后,立即去请示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担任系主任的钱玄同可否请鲁迅来学校演讲。钱玄同可是鲁迅小说的“催产婆”,又是老乡,还曾经是好朋友和新文化运动的好战友。没想到钱玄同一口回绝,无论是病高(潘炳皋)还是王志之的回忆,都说到了钱玄同的决绝与气愤,“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一个什么姓鲁的……我和他没什么交情,他净骂人,你们要请,你们就自己去请,我也不阻拦!”王志之和潘炳皋、张松如三个人,只好一路打听、逢人就问,终于摸到了鲁迅在北平西三条的家。尽管很冒昧,尽管时间已经很晚,但鲁迅还是很热情地接待了三位同学,并且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准备11月27日星期天下午前去演讲。演讲那天,尽管几位组织者做了精心布置安排,但还是没想到来了那么多人,演讲只好挪到风雨操场露天进行。那天还刮着大风,北京冬天的风是很寒冷的,但鲁迅就那样讲了一个多小时。演讲过后,王志之等人特意租了辆汽车送鲁迅回家。路上鲁迅还到琉璃厂买了蜜枣和果脯,回到家,又留这几个年轻人加上台静农,一边品尝糕点,一边商讨如何创办文艺刊物。就这样,王志之和鲁迅建立了联系。
根据在鲁迅家中的商讨,王志之等人开始筹备出版《文学杂志》,为了解决经费困难,他们采用私人募集的方式,并给鲁迅派了20元。1933年5月3日,鲁迅汇来了摊派款,同时应王志之的邀约,不仅自己供稿,还帮助其请茅盾等人撰稿。1934年4月,转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的吴承仕创办《文史》杂志。王志之积极参与其中,他不仅将杂志寄给鲁迅阅读,同样请他撰稿支持,还请其将杂志转寄茅盾,帮助邀请茅盾撰稿支持。鲁迅收到杂志与信后,给王志之回信:“《文史》收到,其一已转交(指茅盾),里面的作者,杂乱得很,但大约也只能如此。像《文学季刊》上那样的文章(指《选本》),我可以写一篇。”不久,鲁迅就写了杂文名篇《儒术》,茅盾也很快写出《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一文通过鲁迅转交。鲁迅文刊登在《文史》第一卷第二号,茅盾文刊登在《文史》第一卷第三号。吴承仕接到鲁迅文后很高兴,不仅立即刊登,在编后语中也给予高度称赞,“我们希望所谓的‘儒者’与所谓的‘智识阶级’,读一读唐俟(鲁迅笔名)君Kunitz君的论文,并设想将来怎样去享受那俘虏的优待,领略那火药的气息”,而且萌生了与鲁迅直接通信交往的念头,王志之也积极从中联络。遗憾的是鲁迅太忙,再加身体不好,那段时间他在信中老是说想走出上海换地休养,一时未能进行。“吴先生处通信,本也甚愿,但须从缓,因为我太‘无事忙’”,“一者,通信之事已多,每天总须费去若干时间;二者,也时有须做短评之处,而立言甚难,所以做起来颇慢,不再如先前之能一挥而就了”。
两人虽有如此遗憾,但没想到在这个过程中,不自觉地接力帮助王志之出版销售中篇小说《风平浪静》,演绎了共同关爱扶植青年人文学事业发展的佳话。
王志之加入北方左联后,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于“九一八”事变后前往泊头镇河北第九师范学校,以教师身份为掩护支援学生抗暴斗争,开展学生运动。身份暴露后,在驻军包围学校的情况下,通过学生的指引,他扔掉书籍行李,逃回北平,回到北京师范大学继续读书。《文学杂志》创办后,他以这段经历写成小说《十元爱国》,揭露反动当局压迫学生的罪行,在创刊号上发表。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5月26日,冯玉祥等人在张家口成立抗日同盟军,通电抗日。此时的王志之,“奉派作平津文总(左翼文化总同盟,领导北方左联等左翼文化团体)代表,到张家口参加华北民众御侮救亡会代表大会”,并“到北路前敌总指挥(吉鸿昌)部政治部工作”。此时杂志才出版两期,且销路大好,但也不得不停刊。当参加完抗日活动再回到北平想找到那篇小说续稿时,却发现已经遗失,王志之只好利用在西山以及躲藏期间重写,并扩展成中篇小说,起名《风平浪静》。小说写好后,杂志停刊,如何发表成了问题。
此时,吴承仕伸出了援手,“吴老师看了我的稿子,慨然出印刷费并介绍出版,这就是由北平人文书店发行的《风平浪静》”。须知这样的书稿出版后,不仅是一个贴钱的事,更可能因政治问题而要冒巨大的生命危险。“从此,我对于吴老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认识到:这样一位年将半百的经学大师长期沉湎在古籍中,仍保持着明辨是非的生命力,他并未忘情于现实的斗争……由此可见,吴承仕老师慨然拿出巨款来为我出版《风平浪静》,并不是由于我这部作品有多大的艺术成就,只是由于法西斯教育统治下的知识青年的血和泪引起他的共鸣,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势利追逐、私欲横流的吃人社会,如此肝胆相照、爱憎分明,在未经世故的青壮年中尚且难能,而在年近半百的经学大师身上如此突出显现出来,就更为可贵了”。
小说写成后,王志之也寄给了鲁迅,希望他帮助在上海寻找出版路径。但由于生病,且上海形势更形险恶,鲁迅一时爱莫能助。他于1934年5月11日回信:“近来出版界大不景气,稿子少人承收,即印也难索稿费,我又常常卧病,不能走动,所以恐怕很为难。但,北方大约也未必有适当的书店,所以姑且寄来给我看看,怎么样呢?看后放在这里,也许会有碰巧的机遇的。”鲁迅也并没有完全拒绝。好在吴承仕帮助此书稿很快出版了。王志之立即给鲁迅寄去了两本样书,又提出请鲁迅出面介绍书店销售。1934年9月4日,鲁迅回信说书收到,随后也答应帮助找书店销售。见鲁迅同意,王志之将《风平浪静》寄了一批过去。12月23日,鲁迅回信:“小说我只能放在通信的书店里寄售,因为我和别店并无往来,即便拿去托售,他们收下了,我也无此本领向他们收回书款,我自己印的书就从未有不折本的。”12月28日,鲁迅又回信说:“小说放在一家书店里,但销去不多,大约上海读者,还是看名字的,作者姓名陌生,他们即不大买。兄离上海远,大约不知道此地书店情形。”但最终还是销去36本。1935年9月19日,鲁迅将销售款寄给王志之,“小说卖去36本,中秋结算,款已取来,今汇上,希签名盖印,往分馆一取”。如此情况下不厌其烦且帮助推销,可见鲁迅的用心与努力。
尽管出版很难,而且还要冒生命危险,但吴承仕慨然资助;尽管销售很难,同样要冒生命危险,但鲁迅还是倾心帮助。一位在北平帮助出版,一位在上海帮助销售,这是一则现代文学史上“隔空”合作的佳话,反映了两位大师同样的政治情怀、文学情怀以及对后学的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