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以来,美国政府针对我国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码、步步紧逼,不仅对从我国进口的钢铁、铝制品征收高额关税,而且挥舞“301调查”大棒,对从我国进口的高技术含量产品加征关税,并限制我国企业在美的投资并购等活动。面对美国的单边主义、霸凌主义做法,我国政府态度非常明确,“不愿打,但也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这次中美经贸摩擦不管是从贸易数量、规模,还是从摩擦级别和复杂程度上看,在世界贸易战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许多方面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虽然中美两国就中美经贸摩擦问题已进行了多个回合的磋商、谈判,但从目前来看,许多问题仍未达成共识,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问题的彻底解决任重道远。
中美经贸摩擦是一场持久战
中美经贸摩擦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发展战略、发展道路方面的原因,还有中西方文明、文化方面的原因,甚至包括美国国内政治、国际治理结构以及其现任总统特朗普治国理念等方面的原因。这些原因犬牙交错、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中美经贸摩擦变得格外曲折和复杂。
首先,从经济方面看,中美经贸摩擦的直接原因在于中美贸易的长期不平衡。据美方统计,中美贸易逆差从2012年的6909亿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6979亿美元,逆差额度占美国整个贸易逆差来源的46%,占比情况与20世纪60年代的西欧、80年代的日本相类似。特朗普政府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不无敌意地认为,中国在关税壁垒、投资限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政府补贴等方面对美国企业的不公平待遇,是导致中美巨额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中美经贸谈判组成员、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指出,解决中美经贸摩擦不仅要聚焦削减贸易赤字,还应包括有争议的中国的贸易和产业政策。
其次,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方面看,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态度强硬,经常批评中国,甚至将美国自身的发展困境归咎于中国的发展战略。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首次定位为“战略性竞争对手”,把中国视为美国实现称霸世界、主导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战略意图的最大障碍。美国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挑战了美国的经济霸权,中国的发展战略挑战了美国的地缘政治,中国的发展理念挑战了美国意识形态和西方文明。为了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美国需要对中国进行制裁和限制,而挑起贸易战正是美国制裁中国的重要手段。
再次,从文化、文明方面来看,中美经贸摩擦的深层次原因是中美两国所代表的中西方文化、文明的冲突,而文化、文明的冲突本质是价值观的冲突,其所反映的是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情感和文明本位的冲突,这个层次的矛盾是理解中美关系和中美经贸摩擦的核心与关键。从这一视角出发,经济贸易及发展模式都还只是手段,而在“文明的冲突”中取胜才是中美斗争的最终目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对现代文明冲突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指出,“文明的冲突”将是未来国家之间冲突的主导模式。1996年亨廷顿在其名著《文明的冲突》中似乎预言了今日中美经贸摩擦发生的必然性,并就其文化方面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如果我们从“文明的冲突”的层面来解读中美贸易战,则情况就会变得不容乐观,对中国来说将会是一场十分严峻的挑战。
由此可见,处理中美经贸摩擦,不仅是解决巨额贸易逆差这么简单,而是要处理诸如科技、经济、货币、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的众多复杂棘手的问题。这次中美经贸摩擦完全不同于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战,也不同于过去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既是经济层面的“贸易战”,也是发展战略层面的“新冷战”,还是文化层面的“文明的冲突”,这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应对中美经贸摩擦不能意气用事
既然中美经贸摩擦具有必然性、长期性、全面性,那么中美之间的博弈就不会是一个短期轻松的过程,不能指望速战速决,更不能意气用事,急躁蛮干。应充分认识中美经贸摩擦的复杂性,要保持战略定力,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首先,应对中美经贸摩擦,要沉着冷静,切忌心浮气躁,做法过激。要正确认识中美经贸摩擦的性质和复杂性,制定恰当的应对策略,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不能操之过急,自乱阵脚,要有战略定力。同时,要密切关注和把握中美经贸摩擦的发展变化态势,做到有理有节,把握分寸,不说过头话,不做过头事,维护中国自身利益要符合国际法和国际道义,尽量避免伤害对方利益,缓解贸易冲突程度,防止并抑制贸易摩擦的升级,特别要避免将贸易摩擦升级为更复杂的战略争端。同时要警惕把中美经贸摩擦引向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是民粹主义思潮,应将处理中美贸易争端引向理性和规范的轨道。
其次,应对中美经贸摩擦,要以静制动,行所当行,做好自己的事情。在处理中美贸易争端中,要坚持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不动摇。具体说,就是要坚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不动摇,坚持和平发展的对外战略不动摇,坚持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基本战略不动摇。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处理中美贸易争端不能偏离这个大局,更不能丢了这个大局。也就是说,处理中美经贸摩擦的战略战术,必须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有利于实现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有利于实现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战略目标。处理中美贸易争端,还应调整现有对外经贸战略和政策,强化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依靠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完整的经济体系实现规模经济。要进一步降低对外依存度,加大出口导向政策调整力度,尽可能减少出口补贴,让人民币汇率发挥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在处理中美贸易争端中,要注意练好内功。下大力气加快技术创新、推进产业升级、深化改革开放、改善投资环境等。
再次,应对中美经贸摩擦,要注意策略,以柔克刚,伺机而动。要化解中美贸易争端,首先要搞清楚美国的战略意图,并采取正确的策略予以制止。美国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的总体目标概括讲有两个,一是利益目标,二是战略目标。利益目标指美国贸易政策旨在调整中美贸易长期不平衡及其背后的利益分配不平衡局面,重点在于保护美国钢铁、机械、汽车及其他制造业企业和工人的利益。战略目标指美国贸易政策旨在削弱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降低中国挑战美国权力、影响力和利益的能力。其政策重点在于降低中国企业技术进步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美国对中国的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和创新活动等发起的“301调查”以及对“中国制造2025”采取的制裁措施,就属于这种战略目标下的政策措施。相较而言,美国的战略目标对我国的影响要更大一些,更长远一些。所以,在处理中美经贸摩擦问题时,钳制美国战略目标及其意图的实现应为重中之重。为此,必须充实中国自身的实力,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和反制能力,努力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这要求我们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开放,切实践行新发展理念,持续保持经济增长潜力,努力维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同时,要注意美国内部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的分歧,通过有关政策的适时调整,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
在化解中美贸易争端的策略上要做到有限可控。加快人民币与其他国家的货币互换活动,抵御强势美元带来的贸易损失和经济风险。同时注意提升我国的软实力,加强国际沟通能力建设,塑造我国良好的大国形象,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另外,注意在中美经贸摩擦中要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用足够的耐心和战略定力与美国展开持久的博弈。
多策并举化解中美经贸摩擦
化解中美经贸摩擦涉及很多问题,有些问题是当前必须解决的,而有些问题只有在未来条件成熟时才能择机解决。因此,解决中美经贸摩擦必须立足长远,着眼当下,多策并举,各方联动。
第一,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然而从对外开放的广度、深度和力度来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以服务行业为例,由于对外开放的不足,导致金融、电信、物流、教育、医疗等现代服务领域缺乏创新和竞争能力,难以很好地满足群众上学、就医、出行、文化服务消费等不断增长的需要。因此,应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一是改革国内行业管制和要素市场化,降低服务业和制造业部门的关税壁垒。二是加强负面清单管理,改善投资环境,在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产业优惠政策等方面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广泛、更自由的运营空间,保障它们参与市场公平竞争。三是深化自贸区改革,赋予其更大的经营自主权。推进自由贸易港、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为更好地推进对外开放提供支撑。四是做好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将过去以出口为重点的政策调整为进出口并重,并下大力气增加进口。通过主动扩大进口,推动国际贸易的收支平衡,促进产业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五是继续推行“一带一路”倡议,联合东盟、南美、非洲以及欧盟、日韩等开展广泛的双边合作和多边合作,全方位、多层次推进对外开放,以抵消中美经贸摩擦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损失和经济风险。
第二,积极参与多边谈判机制,加强对国际舆论的引导。如果仅依靠世界贸易组织机制,中美贸易谈判中,美国一定会提出许多无理要求,给我们制造障碍和麻烦。为使我国打开更为有利的局面,就需要积极参与多边谈判,维护多边体系,并把美国拉入多边体系当中,创造理想的谈判氛围。同时,加强舆论引导,在维护世界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方面赢得国际认同,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规则,对美国的不合理做法和制裁进行抗议和反制。另外,要积极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自由贸易的有关规则,推动国际社会的法治化。
第三,进一步深化改革,激发经济活力。首先,应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有企业进行了成效显著的改革,但仍然存在激励不够充分、经济效率比较低下等问题,因此要继续深化改革,加大市场化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激励制度,同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次,要大力发展民营企业,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建立健全高质量的民营经济体系,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此外,要加快税收的改革步伐,进一步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激发企业的活力、能动性和创造性。
第四,加快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升级。中美经贸摩擦,尤其是“中兴事件”不啻为一服清醒剂,让我们意识到我国与美国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技术差距。事实上,我们在许多核心技术、核心原材料、元器件、基础技术等方面仍与美国有较大差距,所以加快技术创新是未来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在贸易争端中获得主动的关键所在。因此,我们要切实增强自主创新的紧迫感,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基础调节作用,充分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建立健全技术创新的政策和制度,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加强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合作,充分利用国际创新资源,提高我国技术创新的能力。从生产的全球价值链看,我国的产业产品及其竞争力仍处在价值链的中低端。因此,要提高我国产业的未来国际竞争力,应对我国人口红利消失、资源成本上升以及环境压力等问题,就必须加快推进产业的转型升级,即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用高端制造替代低端制造。这既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二战”以来各国工业化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