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国内外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有关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呼声越来越高,很多观点甚至认为,中国更应成为世界新体系和全球治理的全方位领导者,而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然而,中国当前参与全球治理最为关键的是在发展治理这一领域扮演更加积极有为的角色,而不是急于求成,否则“欲速则不达”,甚至会破坏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大局。
选择发展治理作为参与全球治理的重点领域是明智之举
笔者认为,中国做这一选择的原因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点。
第一,全球治理的内涵和外延十分广阔,诸如政治治理、社会治理、公司治理、经济治理、环境治理、安全治理等。中国应该明确自己在这些领域的优势与劣势,而不应盲目承担自己难以胜任的职责。仔细分析过去中国在全球治理各领域的贡献,我们最有发言权的是在发展治理领域。何谓发展治理?结合联合国有关千年发展目标,世界银行有关发展指标、治理指标,以及经合组织有关政府治理指标等研究,笔者认为,发展治理特指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等途径,在推动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繁荣、减少贫困、提供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缩小地区与城乡差距、维持社会稳定、推动全社会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过程中所发挥的主体作用,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一系列经验、手段、方法、原理和艺术。
第二,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调结构、稳增长”的新常态。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居民的总体生活水平仍然相对偏低,中国实现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基本目标任重道远,因此,我们更应该坚持一个对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来说相对正面和积极的目标,那就是减少贫困,缩小地区与城乡差距,推动一国或一地人民富裕和国家富强。
第三,将发展治理确定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领域,可以获得包括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组织以及更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如今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我国始终坚持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定位,一直坚持以发展为导向的基本国策,这一策略也已被实践证明受到了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受到引起国际组织、政府和企业家的热烈响应,原因就是“一带一路”所体现的乃是一种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利共赢、互学互鉴的发展逻辑,而不是你死我活、恃强凌弱、有你无我的传统国家竞争关系。
中国发展治理对全球治理的影响与贡献
中国应该在发展治理领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和贡献将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在全球经济发展与增长方面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对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而言,推动经济增长仍然是它们的核心任务之一。然而,很多国家的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仍然没有较好的对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可以在两个层面发挥自身作用:一方面是“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要更好地发挥示范和带头作用。另一方面是智力引领。中国可以将自身发展治理中很多好的做法、理念和经验推广给更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带动它们的经济增长。比如,中国基于试点基础上的政策推广模式就可以为更多国家所借鉴;还有,中国由易到难的渐进改革、由农村向城市的区域推进政策也可以作为很好的经验;另外,中国由东到西、由沿海到内地的改革开放策略也是一种创新思路。所有这些,恐怕都要通过智力引领或者人才培养的方式才能最终实现。
二是为全球治理带来新的思路和方向。比如,中国经济改革并不强调单纯的对外开放,而同时寻求与内部需求的平衡;中国特色的混合所有制并没有单纯地支持国有经济,而同时也给予私营经济一定的发展空间;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中国并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万能论”,也没有完全信赖传统的凯恩斯政府干预主义,相反,政府在市场规则的建立、市场秩序的维护与稳定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良性互动;中国尊重自身历史、文化与传统,同时又能很好地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治理经验,并选择了一条务实的、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在政治上看,我们也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如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建立完善基础性的法治和国家制度,提高政府效率和管理能力,国家高度负责地管理国内事务和进行经济领域的宏观调控。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并不存在一个模式包打天下的规则,也并不是如一些主张所认为的只有西方式的自由、民主、选举一条道路,相反,完全可能存在着另外一条西方模式之外的中国发展道路。
三是逐步推动中国从世界体系追随者向世界体系领导者转变。中国发展治理的智慧,不仅为世界贡献了一个关注自身事务、经济逐步发达与和平崛起的中国,而且也使得中国从世界体系的追随者逐步走向全球治理的中心,并有可能成为未来世界体系的领导者。
2001年,经过13年的艰苦谈判,中国终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在多方面作出承诺,并开启了快速融入世界体系的进程,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自由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者和维护者;同样,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中国也日益从外围步入核心,逐步影响甚至推动二者的机构和制度改革;在金砖国家中,中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支持,日益成为发展中国家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者和推动者;近年来,中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倡议等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国家的欢迎、支持和热烈响应。这些迹象已经清楚地表明,中国必须尽快学习、适应并逐步积累未来世界体系领导者所需要的能力和素养,不仅需要在利益层面强化与世界各国的联系纽带——这是最基础和根本的条件——还要更加注重自己的道德感召力和价值吸引力,因为“在大国之间战争越来越不可能的时代里,国际政治动员和凝聚能力更多地基于价值认同和战略互信,而不是利益”。
四是中国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但影响范围正日益扩大并可能影响全球。主要的原因在于广大亚、非、拉地区仍然面临着与中国一样的发展和治理的根本任务。与广大亚、非、拉国家相比,我们拥有在改革开放方面先行先试的一定现实经验,又拥有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宝贵治理经验;同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拥有较强的政治和文化关联。但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影响力在全球的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在安全领域影响的进一步提升、中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份额的不断增长、孔子学院在全球的拓展和影响的提升,中国发展治理对全球的影响范围正在向欧洲、美洲等更多地区拓展。比如,当前的中东地区和东欧国家迫切需要中国投资、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支撑,也需要中国治理模式和治理思路一定程度的引领;同样,非洲很多国家也急需向中国学习、引进改革—发展—治理思路和模式。
重点提升中国发展对全球治理的贡献
第一,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发展与合作平台,依托现有高校的力量,由国家给予一定投资,分别在北京、上海、西安三地建立三所“一带一路”发展与合作学院,以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与发展以及中国发展治理对全球治理贡献这一领域的引导力。该学院的目的主要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以人才培养为引领,不仅拓展中国发展治理对全球治理的智力引领,同时为中国日后崛起奠定良好的国际合作和发展基础。在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中,重点突出中国发展治理的经验与教训、对发展中国家的借鉴和启示、中国发展治理与全球治理的比较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等内容。
第二,以现有孔子学院的中国文化宣传和推广平台为基础,打通从孔子学院、海外孔子课堂到中国三所“一带一路”发展与合作学院高层次人才培养之间的通道,以更加系统地培训、宣传和扩大中国发展治理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力。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共建有512所孔子学院和1073个孔子课堂。这些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适应世界各国人民对汉语学习的需要,增加世界各国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合作。但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框架下,孔子学院所涉及的主要业务仅限于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民心相通等“五通”中的民心相通一个方面,范围比较有限;另外,孔子学院在人才培养以及扩大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贡献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也仅限于浅表的语言学习和文化交流层次。为此,应当在孔子学院现有汉语培训的基础上,遴选其中对中国文化有真诚接受力,对中国经济、中国发展经验感兴趣,愿意深入学习中国发展治理经验,并在未来有望成为领导者的人员,以奖学金的形式,输送他们进入国内三所“一带一路”发展与合作学院,进行硕士和博士层次的学习和培养,将这批在中国获得学位的人员打造成未来推广和宣传中国发展治理经验的“大使”。
第三,构建“一带一路”发展与合作学院与亚投行之间的合作关系,使之有效弥补亚投行早期在发展与合作研究方面的欠缺,夯实“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五通”研究,使之尽快落地开花。目前,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都有下属发展学院,其核心任务是推动这些机构在相关核心领域的全球合作与学术交流。亚投行刚刚建立,马上成立发展学院可能会引起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反感。笔者建议,亚投行可以暂不成立发展学院,而通过强化与中国“一带一路”发展与合作学院之间的合作,依托“一带一路”发展与合作学院这一国家平台,一方面可以弥补亚投行在发展与合作研究领域的欠缺,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发展与合作学院还拥有更全面的研究领域,因此,也拥有更大的比较优势。这样就能促使“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五通”研究尽快落地开花,并全面系统地关注与研究“五通”,而不是顾此失彼。
第四,建立“一带一路”发展与合作学院与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形成宣传中国发展治理对全球治理影响的合作和支撑网络。目前,提升中国发展对全球治理贡献的相关机构主要有亚投行、上海合作组织、孔子学院、金砖国家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等。但这些机构之间缺乏良性互动机制,往往单打独斗,在提升中国发展对全球治理领域贡献方面形不成合力。比如亚投行主要聚焦金融与经济发展,孔子学院主要关注中国语言文化的国际认同,上海合作组织主要聚焦中国周边安全,在这些组织和机构背后也没有很好的研究机构和智力支撑。笔者建议,通过设立“一带一路”发展与合作学院,使之尽快与现有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海合作组织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机制,强化针对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与研究,夯实现有的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影响力的组织,使相关的政策能够落地生根。同时,以研究机构为纽带的跨国合作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西方国家关于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产生冲击的担忧。毕竟,为发展中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并不是“交易”,而是为其提供某种程度上的教育公共产品。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