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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言》2011年第12期：迈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路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http://www.mmzy.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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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26
编者按：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发凸显。中国是文明古国，亦是文化资源大国。近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吹响了我国进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号角。本刊特约请部分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围绕如何建设文化强国各抒己见。现将文章刊发如下。
“文化自觉”与“文化强国”
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 陈 力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文化发展”为主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会议阐述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的总体目标，指出，今天“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决定》提出，要“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飞速发展，物质文明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但是，作为社会文明程度重要标志之一的精神文明却未能如物质文明般得到相应的提高，由此而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和丑陋现象，虽非普遍，但对于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来说，却是一个必须要正视的现实问题。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高全民的道德与文化素质在今天益显重要与迫切。
什么是“文化”？上世纪80年代，我国曾有过一场关于“文化”的大讨论。那时，“文化”是一个非常时髦的名词，有人统计，关于它的解释，可达数百种，其涵盖的范围，从严肃的学术范畴到所谓的“烟文化”、“酒文化”、“娱乐文化”、“堪舆文化”，甚至“青楼文化”，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因此，建设“文化强国”，首先需要厘清什么是“文化”？我们所要发展的是什么样的“文化”？
以理性的眼光来研究文化以及文化之于人类社会的关系，是从19世纪开始的。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泰勒在他的名著《原始文化》中指出：“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文化”一词至少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个是精神层次的，包括信仰、道德观与价值观、艺术精神等等；一个是具体的文化活动，如文艺演出、文化产业等等。具体的文化活动，本身也是可以分层次的，一类是通过具体的文化活动，表达一定的思想倾向、价值观，使受众在参与文化活动时获取知识，提高审美观和艺术修养，也接受道德的教化；一类是单纯“娱人耳目”的活动，对于我们的社会来讲，这类活动虽然不一定要“有益”，但至少应该是无害的，否则，不仅强不了国，恐怕还会误国、亡国。
当人类社会进入到21世纪，物质文明已经发展到如此的高度，自然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明并且为物质文明提出道德层面以及发展方向的指引，甚至通过具体的文化活动丰富物质文明，这就应该是我们的文化追求。《决定》明确指出：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要“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决定》特别指出：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弘扬中华文化”。
最早提出“文化自觉”的是费孝通 先生。费老写道：“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文化自觉是当今世界共同的时代要求，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空想。……所以我到了耄耋之年，还要呼吁文化自觉，希望大家能致力于我们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反思，用实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识我们有悠久历史的文化。”作为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中华文化是维系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和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精神家园，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然离不开中华文化这个纽带和家园。不过，如世界其他民族文化一样，中华文化中也难免有糟粕和过时的东西，因此需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文化自觉”，就是要对中华文化进行全面、深刻地反思，弄清楚哪些是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应该继承什么？弘扬什么？哪些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或者过时的东西？应该扬弃什么？摒弃什么？另一方面，“文化自觉”还应该对世界其他文化有客观、全面的了解，充分吸收现代人类的文明成果，在充分了解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寻求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点。
在世界范围内，曾有许多创造了辉煌历史的古代文明，如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印第安文明等等，但这些古代文明最后皆烟销灰灭，其根由，在于其文化；而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历久弥新，其根由，亦在于其文化。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古代文化所不同或者优胜之处，我以为，一是她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二是她的包容性，三是她能够随着时代不断地创新和发展，四是她的“人本主义”。
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外向型和近代欧洲的殖民文化不同，中华文化的特点是内敛的，她所重视的是文化的向心力。《说文解字》说：“王，天下所归往也。”古人区分华夏文化与异族文化常用“夷夏之辨”一词来概括。“夷夏之辨”，所强调者不在于血缘关系或地缘关系，也不在于社会与经济发展水平，而在于文化上的认同。只要有文化上的认同，即以华夏视之，故韩愈《原道》云：“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基于这种文化认同而形成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了知识分子与一般百姓最高的精神和道德追求。西汉出使匈奴的苏武，身居异域、饱受苦难19年后依然“执节而反”，其故事至今为国人所称道。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历过异族的入侵，蒙古族、满族在占据中原之后，很快被中华文化所同化，最后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种文化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也使中国在历经外族入侵后能保持国家的完整与文脉的延续。
中华文化有巨大的包容性，这使得她能够在基本相同的价值观的基础上包容不同的思想、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同时也能够不断地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纵观中国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对外开放的历史，所谓“闭关锁国”的时期是非常短暂的。中国历史上国力最强的时期例如汉唐盛世和康乾盛世，都是中外文化交流最频繁的时期。中国人从思想观念到衣食住行，都有很多外来文化的元素，并且这些外来文化也能够和本土文化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佛教的传入与本土化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论语·子路》云：“君子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既是处理人与人之间、不同文化之间、不同民族之间、不同国家之间的基本准则，也是处理不同学术思想的重要原则。建设文化强国，当然也离不开吸收、消化国外先进的思想、技术和经验。
中华文化的第三个特质是她能够不断发展、不断变革、不断创新，能够与时俱进。文化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扬弃的过程。最能反映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周易》，其思想的核心就是“变”。政治制度因时而变，故《易·革卦·彖辞》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风俗亦因时而变，故《荀子·乐论》云：“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正是由于能够不断变革，才使得中华文化能够不断发展与丰富，也才有了诸如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样绚丽多彩的文学艺术样式。
中华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一整套被公认和接受的价值观，其核心就是以“人”为中心。与其他古老文化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印加的神权文化以及欧洲的宗教文化不同，中国古代虽然也曾经历过夏商的神权时代，但自西周以来，中国就逐渐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重人事而轻神道。春秋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孔子也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安能事鬼”、“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中国古人最为看重的不是土地与其他自然资源，而是“人”。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是中华文化中最基本的价值观，“爱人”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孟子·梁惠王上》也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传统文化产生于原始社会，历经几千年的积累与演化，精华之外，亦有糟粕。因为有些东西，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它所蕴含的道德观、价值观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时过境迁，恐怕未必适合于今天。在传统文化中，还有一些东西本身就是封建主义的思想基础或者产物，必须要予以坚决地批判。还有一些思想、观念、习惯是科学尚未发达、人类对未知世界认识尚存局限的产物，在科学昌明的今天，自然也应该予以摒弃。因此，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是继承、弘扬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精华的、符合时代需要的部分，而非以继承“传统文化”、保护“文化遗产”之名，抱残守缺、复古倒退，更非以封建的、专制的、愚昧落后的思想来与民主的、科学的、现代文明的思想抗衡。费孝通 先生特别指出：“文化自觉”“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要之，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强国，需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来自于“文化自觉”，来自于我们对传统文化和其他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的全面、客观、理性的思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断发展，不断创新，这才是费孝通 先生提出的“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人文价值在文化大繁荣中的底蕴作用
北京大学中文系 教授 陈晓明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将文化问题作为会议主题，体现出执政党以前所未有的态度重视文化建设。会议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这次全会把文化繁荣发展提到极重要的地位，号召全党：“自觉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这几乎可以说是吹响了振兴中华文化的号角。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得到世界的普遍承认，广大人民群众也享受了改革开放的各项成果。而与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相比，我们在文化方面还有更加艰巨的工作要做。文化最终证明一个国家是否真正是这个世界的领导者。日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其经济实力几乎与美国比肩，但它在文化和价值创造上，提不出世界发展的方向与让世界人民信服的价值观。日本文化虽然有其民族特色，有其值得尊敬和让世界学习之处，但它只是世界现代文明发展的一个优秀的学习者，而非一个杰出的领导者。以和平与和谐为世界交往原则的中华民族固然不谋求充当世界的领导者，但从长远的发展来说，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焕发生机的大国、强国，中国理所应当拥有自身值得骄傲和令世界尊敬的文化。
文化最根本的意义在于它的创新性，它使一个民族在某个历史机遇面前焕发生机，充满自我创造和创造世界的活力。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进入21世纪，中国的发展面临更高层次的要求，这需要在文化上有更大的作为。只有一个在文化上繁荣发展的中国，在文化上有创新的中国，才能承担起民族复兴的重任，才能在世界上立于大国之林；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根本的在于我们的文化如何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如何激发民族的创造力。很显然，今天谈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产业化和市场化改革是重点，推进娱乐文化和消费文化是主要内容。在这些方面，中国已经取得相当成果。如今电视已进入千家万户，电影的票房动辙破亿，游戏动漫市场也在高速增长，演艺与各种娱乐活动亦有可观，因为它们都可产业化和市场化，如果有政策加大扶持力度，其发展势头可以乐观其成。而在所有这些文化发展中，同样被我们称之为文化的人文文化处于何种状况？它在当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具有什么作用？可能相当多的人都不甚明了。这一问题如果不理解清楚，没有正确认识，那么，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可能就不全面，也难以可持续发展。
重视传统人文文化的传承与革新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在世界文化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在世界古老文明中，中华文明是迄今为止历史传承最完整最具自我更新力的文明。近代以来，面对世界历史的现代转型对传统文化的挑战，中国顺应了世界的深刻变化，迎来了自己的历史新纪元。在如今中华民族要完成伟大复兴的事业中，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当代文化价值的创新则成为了不可或缺的根基。作为一个大国和强国，理应在文化上有自己的根基，有自己厚重的历史文化，同时有当代文化的创新性，对世界当代文化价值的建构作出无可争议的卓越贡献。
提起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并不是一些面子工程，一些墨守成规的“整理国故”就能奏效。传统的传承与创新是一项极其艰巨和深远的工作，要有真实性和实践性。真实性即是说它要有实际的效果，不是死传统，不是一些书本、教材和教条，而是能活在当下，能在当下的文化与价值建构中起到作用的活的传统。真实性依赖于实践性，只有在实践中，在与当今世界各种文化文明对话碰撞中，在参与各项文化建设的活动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才能释放出它的生命力，才能活在当代。
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文化创新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一方面要依托大学的教育和研究，国家应加大对大学人文文化教学和研究的投入。现在国家支持的一些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研究项目，实用性强的占较大比重。如何更有远见，支持更富有个性特色的研究项目，这其实是关涉到人文文化是否有真正的创新性的重要问题。要鼓励人文文化的创新性思维，给予大学思想文化创新以更大的空间。要加强大学人文素质教育，提升青年一代人的文化修养。要重视大学生对古今中外文化经典的学习，例如，可以规定理工科的学生应修满人文经典课程的学分。这样，人文文化在大学中的地位会被有效提高，从而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另一方面还需要通过中小学教育，培养下一代具有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意识。中小学应试教育不改革，人文文化在中小学教育中就得不到重视，要提高下一代人文文化素质就是一句空话。但改革应试教育体制非近期所能，如能加强中学教育中文学艺术的比重，提高其在应试教育中的地位，也不失为一种从现在着手的措施。例如，中考和高考都可以给有文学艺术才能的孩子加分。现在中学和大学都有艺术特长生、体育特长生，但唯独国语——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文学没有任何特长加分措施。这方面当然需要探索行之有效的措施，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中学和大学重理轻文的倾向明显，青年一代的语文能力较差，与举国数理化学习之优异比起来，语文学习普遍得不到重视。而且，现在青少年中，哈韩和哈日（崇尚韩国和日本流行文化）现象严重。本来学习外国文化，接受新鲜事物没有什么不好，但与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对中国自己的人文文化建设的轻视比较起来，二者显得很不相称。应该通过中学和大学对语文教育的重视，来提高全民的文化素养，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以及对当代人文文化建设的尊重。
人文文化在文化建构中的价值底蕴作用
今天，我们在强调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同时，强调人文文化价值底蕴的建设显得同样重要。文化的发展繁荣从根本上来说，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从更深层的意义来说，是增强民族精神凝聚力的需要。今天的文化产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新型的娱乐消费文化，这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史哲典籍文化概念已经相去甚远。而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主要存在于它的典籍和经典作品中，如何把传统资源转化到当代大众文化中，转化到新兴的艺术创作中，转化到新兴的电子媒介文化中，是一个需要考量的问题。如今，传统的经典受到冷落，当代的文学历史哲学方面的经典难以建立起来，这使今天中国的大众消费文化虽然营造出一个热闹的市场，但品质不高，精品佳作匮乏。繁荣虽好，但虚假的繁荣却未必是好事。走向市场的文化繁荣如何能具有价值底蕴和美学品质，我以为离不开人文文化。
当网游市场里刀枪舞动时，怎样关注人的心灵健康？当古典艺术作品在拍卖市场上拍出天价时，是不是还有人关注那些点线艺术和黑白意趣？当影像扑面而来的声色光电震撼感官时，人们是否还在关心精神升华？这些问题都是在我们今天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形势下所需要关注的。这种关注本身就表明娱乐文化和消费文化也要具有人文精神，更进一步说，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精品，为后人留下这个时代的经典，这些消费文化就必然要与人文传统接脉，同时，也必然在创造当代新的人文价值。虽然这样产生的新型人文文化不再是传统典籍，而是潜伏在当代新艺术和新创意文化中的思想火花或精神内核，但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化价值底蕴建设，就是这样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它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合力作用的结果。
培育人文文化与新媒体艺术的创新性人才
文化要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提供源泉，关键在于文化自身具有创新性。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僵化的文化，不可能创造出有内在生命力的繁荣与发展。充其量只是表面繁华，如浮光掠影，昙花一现，不会有东西存留下来，也不会凝聚民族精神，只能使民族沉迷于杂乱廉价的欢娱场景。
有目共睹的是，近几年文化市场化和产业化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能称之为影响力大，可以与文化大国相称，与世界文化对话的作品，还是比较少见。文化的生命力在其创造性，而文化创新，一靠机制，二靠人才。机制要解放，一切束缚创造性的机制都可以在深化改革中加以解决；而创新性人才则需要有一种整体的长远的规划加以培养。目前我国最为缺乏的是高层次的人文思想、新媒体、新艺术创新性人才，而且后继更是乏人。我们说的人文思想文化，是指传统所说的文史哲，看似与新媒体、新艺术相距甚远，这方面的创新人才也往往被忽略，但实际的情形是，如果一个时代没有一批人文创新人才，新媒体与新艺术的创新人才也不可能脱颖而出。他们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所有成功的电影几乎都改编自文学作品；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如此。如果没有文学创造，电影的创新就要大打折扣。也就是说，文学实际上为电影的人文思想和美学底蕴提供了基础资源。没有文学这样的底蕴，一个时代的语言、影像、想象力以及所有关乎审美感受的创造，都要受到影响。现在是影像化的时代，电视、电影与网络是强势媒体，因为与电子产业革命联系在一起，成为直接的生产力，发展势头迅猛；而传统的人文文化无法创造直接的生产力，甚至在电子科技的时代，备受挤压而边缘化。这就需要我们的文化领导者有清醒的意识，着力于培养一大批人文文化以及新艺术的创新人才，为中国文化的创新作出贡献。
21世纪，中国民族要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必然要在文化上秉承传统，继往开来，赢得世界的尊重。同时，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国内积累的问题会愈加复杂。人们在物质生活方面的问题得以解决之后，在精神生活方面必然会提出更高的追求，很多所谓的社会矛盾便源自于此。这方面，仅仅通过法制或道德建设都难以解决。只有以文化做根基，以健康深厚的人文文化做底蕴，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化才不会出大问题，娱乐文化、文化产业、文化消费的蓬勃发展才不会出现偏颇。
准确把握各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
中央党校文史部 教授 徐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邓小平同志就指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强调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同等重要性。江泽民同志进而提出了物质、政治、精神三大文明建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确立为党的基本任务之一。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规划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全面发展的战略目标，文化被提高到国家总体的发展战略布局之中。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变得更加迫切。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在物质文明建设上的成就斐然，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更是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2005年中国是世界第六经济大国，而2010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名副其实的“一年一个台阶”。经济总量从1978年到2010年翻了四番多，达到5.88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8%增加到9.3%。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推进。人民生活实现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跨越，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例从2005年的24.8%提高到2010年的46.8%。
物质文明建设的辉煌成就，更加突显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因而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推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认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我们要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准确把握当今时代文化发展新趋势，准确把握各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在科学发展道路上奋力开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那么，应当如何理解准确把握各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以满足人民群众越来越热切的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愿望呢？
从大文化的角度说，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是长期历史的积淀。过去，文化的变迁是一个缓慢而悠长的过程，这种变化主要依靠本群体的创造发明，而且主要是对所生存的自然环境的适应过程，自然禀赋和地域特色明显，因而文化的变迁不仅是缓慢的也是容易协调的。在人类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文化基本上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充满稳定和安心。随着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航海、公路、铁路、航空技术迅速打破地理上的隔绝，从殖民地扩张到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扩张，加之互联网和物联网这两个有力的加速器，工业文明开启的所谓“现代化”演变为“全球化”，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和地区，不管你愿不愿意，都被迅速纳入这一加速前进的行程中。这时的文化变迁，则主要取决于对外来文化的选择和吸收，很多时候根本来不及判断和思考。因而所有称之为后发国家和民族，都无可选择地进入一个快速变化却难以把握的时代。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剧烈文化变迁，将中国这个13亿人口、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迅速从农业文明推进到工业文明，而且正在迈向以知识经济为代表的第二次现代化，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发展奇迹，同时也必然面临巨大的无可回避的文化眩晕。正如我们在总结这几十年生活变化时，开始人们很容易从耐用或大型消费品上说出从“老三件”到“新三件”，很快又有了“新新三件”，究竟有多少新，又有多少件？就像我们的电脑、手机和数码相机的更新换代一样，很难让人找到新到何时何处，一切都变化太快，难以把握。
于是就进入到中文化的视角，也就是精神文化的层次，正如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的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一样，面对生存方式的快速变化，人类一定要给这种变化相应的主观解释，因为人类有别于其他的动物就是我们生活在意义之网中，意识要反映物质，而且还要反作用于物质。相对于过去缓慢的文化变迁，我们现在一直处于“更高、更快、更强”的文化剧烈变动之中，就像面对一列奔驰的高速列车，要一眼看清楚而且整体把握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在文化规律上称之为堕距理论，即文化三大构成要素中物质文化部分是最活跃、最快速，也最容易感受；隐含其中的制度文化的变化则相对迟缓，作用也相对间接；而隐藏最深的精神文化部分则变化最慢，但一旦变化就会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力。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一个国家变革的阻力来自两个方面，即既得利益和人的观念，后者是最主要的阻力。
因而，这30多年中国人说得最多也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解放思想”，这是一个痛苦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我们一直在寻求对文化变化的合理解释和期望获得正确的指导，在这个曲折的探索和试错过程中免不了反复和冲突。长期以来的资社之争、左右之争、中西之争、改革文革之争、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之争等何其多矣，旧的观念在分崩离析，而新的观念百花齐放，破而未立，立而未稳，说而不做，做而不说，何其复杂多变。我们一方面感受到物质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方面却面临精神生活衣不蔽体的困窘。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到今天吃肉的吃菜的都骂娘，而且个个骂得理直气壮。扪心自问，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展望世界，中国的发展创造了世界文明的奇迹，为何气却越来越大，不满意反而越来越多？
如果说看不清闹不懂是文化眩晕迷茫的话，不满意不平衡则是文化的焦躁不安。这一方面是文化发展的堕距规律所决定，物质文化率先变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未能够同步推进；另一方面是中国前无古人的改革艰巨性所决定的，很多时候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一边探索一边完善，文化变迁就是一个失衡趋衡交替前进的过程。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人们的需求层次会进一步提升也会进一步多元化；按照中国人传统的说法，就是“衣食足知荣辱”，中国人已经从“饱肚子”、“装袋子”，开始进入了“要面子”、“充脑子”阶段，必然要提出更高的文化要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170多年的东西方文化冲撞留下了太多的痛苦记忆，甚至形成了东不如西、中不如外的思维惯性，还没有养成站起来看待自己和世界的习惯。过去的自卑是比出来的，现在的自信也需要一个比较的过程。
反过来我们再重温十七大提出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迫切呼唤，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目的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胡锦涛同志的“七一”讲话，进一步强调改革开放对中国过去和未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坚持全方位的开放政策，与世界文化接轨，构建和平发展的世界秩序；另一方面深化改革，不断整合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协调发展，从而全面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表明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指出领导干部要学点历史，特别强调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学习的重要性，就是要让人们在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回顾中，看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作用，从而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说到底，“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民族凝聚力需要在古今中外的坐标对比中，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不断的理论总结去深化和坚定，这是一个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的过程。而创造力和综合国力的体现，就需要从小文化角度谈一谈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这两驾马车。人民群众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使用和享受者，是文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人民的主体性地位得到发挥，才会产生巨大的文化创造力。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回国后罕见地撰文反对“中国威胁论”。他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代表美国的终结，一个成功的中国能够让美国更加繁荣。好话的后面却毫不掩饰地表明中国除了国力还远不如美国外，最致命的是中国教育缺乏活力，难以培养有创造力的下一代，反证了我们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解放文化生产力。可以说我们文化体制改革还任重道远，要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一方面，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尤其是加快改变农村和民族地区的文化落后面貌，除了硬件和基础设施的普及和提升外，更要在软件和传播内容的有效性上下功夫，让各族人民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面对被称作21世纪黄金产业的文化产业，中国人必须奋起直追，但文化产业绝不仅只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更负有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历史责任。
实现社会管理与文化发展的有机统一
丁元竹
把握社会管理和文化建设的内在联系
2011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深刻阐述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提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指导原则、主要任务和实施措施。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战略部署。在短短8个月内，中央对社会管理和文化发展做出重要决策，足见两项工作之重要。而且，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强调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同时，也要求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各种潜在风险。
当前，贯彻中央的战略部署，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求我们在理论上深入探索社会秩序建设和文化价值体系发展的内在逻辑，在政策上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在日常生活中把人们的社会活动与文化价值统一起来，把人们的精神生活和行为规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融为一体，使现实生活中的个体更加有教养、有品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和善，社会生活更加有秩序和充满活力。
建立在物质生活基础上的社会生活是人类的本质特征，它以社会交往为核心，以精神满足为目的。把社会管理与文化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就是贴近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关注个人与家庭、社会、群体、社区的交往以及各种各样的公共活动。可以说，经济建设重在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社会建设重在满足人们的社会生活，文化建设重在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政治建设重在满足人们的公共生活，生态文明建设重在改善人们所处各种外部环境，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生活秩序依赖于文化价值
社会与文化是统一整体的不同组成部分。《决定》把文化自觉摆在重要位置，首次提出这个概念的已故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 教授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写道：“社会决不是一个各部分都不相联结的集合体。反之，一切制度、风俗，以及生产方法都是密切相关的。”费孝通的这个分析是基于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深刻认识。在中国这样一个历经数千年、已经形成自己的悠久历史和固有文化的国家，社会与文化之间、各种社会事务之间，就如同一件精密的仪器，各个部件由于分工而专门化，由于悠久的历史而调和和适应，这使得社会变革和社会政策调整，必须考虑在整体变动思路下全面协调各种体制机制，换句话说，需要“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既包括行政意义上的高端行政机构的设计，更包括从整体上考虑系统各个部分之间的关联和变动。社会的基础是凝聚社会成员的文化价值。历史地看，任何社会制度和体制都是文化价值的外化。纵观历史，放眼世界，不同的宗教、文化价值，决定了不同的制度体系。
社会有机体与文化价值统一于社会生活这一整体和系统。首先，在日常生活中，文化通过人们的衣、食、住、行、娱乐、精神生活等活动表现出来。涉及这些方面的物质文化，不论其生产还是使用，都包含了许多社会成员的活动，而在这些社会成员之间，也因此会形成“社会关系”。文化把相关的社会成员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排列出来，规定了人们的社会角色和地位。其次，社会组织以精神为基础。从社会人类学的理论和国际经验看，社会生活的较高层次是精神生活，人们通过社会组织得到精神上的满足。社会组织的原则诸如信仰、习俗、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法律规范等都构成了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社会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人们最关心、最直接、最亲近的事，诸如社会成员怎样生活，他们的家庭、社区、学校、工作单位如何等等。在社会组织中，上代人通过社会生活把信仰、习俗、行为方式和法律规范传给下代人，新一代人又在社会生活中实现社会化，其中，传统的信仰、习俗、行为方式和法律规范潜移默化，内化为行为规范，变成一种内在约束，个体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社会大多数成员的预期行为，形成现实的社会秩序，这是社会治理的最基础形态，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形态。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寓意深刻，也是对这种道理的感悟，对于今天我们理解社会管理和文化建设仍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文化通过社会生活发挥其规范和凝聚作用
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亦会出现犯罪、失业、贫富不均、诈骗、色情等问题。这些问题若不加以解决，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导致经济社会停滞不前，甚至导致社会解体。社会管理的主要任务便是解决社会问题。任何社会，只有扬善抑恶，才能保持社会秩序。
社会问题实质上是文化问题。费孝通 教授写道：“社会问题起于文化失调，所谓文化失调，就是说任何文化都有它的特殊的结构模式：新的文化特质引入之后，不能配合原有的模式，于是发生失调的现象。”文化失调表现为社会中各个人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以原有文化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出现变动，反映在个人心理上的就是浮躁、焦虑、忧郁、不安等。社会学把这类问题叫做主观社会问题，它是由于历史遗留下来很多问题没有处理好，或者长期得不到解决，在社会成员的心理形成一种积淀，久而久之出现的，在某一个客观社会问题发生时就有可能把这种主观的情绪引发出来。近几年一些突发事件出现了燃点低的特点，很小的事情会引发很大的事件，就是与主观社会问题有关。这种文化失调迫使个体不断寻求解脱办法。通常的情况是，一旦政府或社会成员、社会组织提出了解决方案且为大部分或一部分社会成员接受，就可能发生社会改革。理想的结果是，通过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按照方案把问题解决了，从而使个人从烦恼、郁闷、焦虑中得到解脱，社会问题得以解决，文化也得到了重新调适，适应了新的社会生活环境，形成新的社会秩序。
因此，社会需要文化价值，个人的生存也需要健康文化滋润。没有健康文化价值就无以有社会，个人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本社会秩序。文化价值失衡会演变为社会个体的生存困境。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变迁就是文化调适，文化调适也是社会变迁，它们确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在社会生活中实现文化价值和社会秩序的有机统一
“十一五”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问题的战略思路和具体措施，对于我们当前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与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有机结合起来，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人民选择了改革开放和发展的道路，为的是创造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但是在过分追求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不公的体制下，现实的社会状况与人们的预期存在一定差距，利益失衡和社会失序导致了人们心理上的巨大压力，幸福感大打折扣。
就社会和文化而言，人民群众最关心、最亲近的事情是什么？仔细考虑，不外乎是个人的心理满足、社会交往、人际关系等。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以及社会组织发展如何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结合起来，在日常生活中实现文化价值的“潜移默化”，内化成个人的道德伦理、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外化为稳定有序充满活力的社会秩序？对此，还需要学术理论界、政策咨询、决策制定等部门，以及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努力，不断探索。
学术理论界需要打破画地为牢的学科界限，从解决问题出发加强各学科，诸如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文化艺术等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从深层次进一步解释社会与文化的关联，以及社会生活如何强化文化价值和文化价值如何在社会生活中演变成为习俗和生活习惯等重大理论问题。在任何社会条件下，知识界都是社会良心和文化价值最重要的载体之一。知识界的文化水准，大致可以反映一个社会的一般文化水平。因此，对于中国文化复兴和繁荣，中国的学界和知识界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决策咨询和政策制定机构需要在政策研究和制定过程中，把社会和文化通过规划、项目、工程有机结合起来，例如，家庭政策要考虑如何通过家庭来培育年轻一代的社会责任，这其中包含了如何有效发挥电视和各类媒体的作用等问题。再如，社区建设如何把社会生活考虑进来，通过社区活动强化和谐的家庭伦理、亲密无间的人际关系等，使正确的价值观念、行为规则通过各种社会生活不断强化，成为习俗和习惯。
文化部门需要努力开发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项目，建设不同类型的能够满足群众需求的文化工程，吸引公众参与到社区和社会生活中来，在参与的过程中满足个人的社会需求和精神需求，实现社会融合和社会和谐。
发挥个人在社会管理和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使个人遵循社会规范，成为社会秩序建设中的基础要素。通过家庭、社区、工作单位和社会组织的各种活动，鼓励社会成员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为社会进步贡献力量。如果社会上大部分人具有正义感和道德感，那么类似小悦悦的事件就不会接二连三地发生。通过网络和其他媒体表达同情心、愤慨固然重要，但诉诸于每个个体的自觉行动，从自身做起，更为重要。尤其要提高家庭、社区、单位和社会组织的创新能力。通过和谐的家庭培养个体的教养、优雅行为；通过优美的社区培养个体的理性平和、包容开放的心态；通过包容的工作单位环境培养个体的沟通分享、开诚布公的态度，等等。通过这一系列社会组织活动，将个体行为社会化、规范化，使文化价值内化为社会秩序。
《群言》2011年第12期：迈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路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http://www.mmzy.org.cn [大] [小] 2014-02-26
编者按：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发凸显。中国是文明古国，亦是文化资源大国。近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吹响了我国进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号角。本刊特约请部分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围绕如何建设文化强国各抒己见。现将文章刊发如下。
“文化自觉”与“文化强国”
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 陈 力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文化发展”为主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会议阐述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的总体目标，指出，今天“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决定》提出，要“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飞速发展，物质文明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但是，作为社会文明程度重要标志之一的精神文明却未能如物质文明般得到相应的提高，由此而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和丑陋现象，虽非普遍，但对于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来说，却是一个必须要正视的现实问题。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高全民的道德与文化素质在今天益显重要与迫切。
什么是“文化”？上世纪80年代，我国曾有过一场关于“文化”的大讨论。那时，“文化”是一个非常时髦的名词，有人统计，关于它的解释，可达数百种，其涵盖的范围，从严肃的学术范畴到所谓的“烟文化”、“酒文化”、“娱乐文化”、“堪舆文化”，甚至“青楼文化”，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因此，建设“文化强国”，首先需要厘清什么是“文化”？我们所要发展的是什么样的“文化”？
以理性的眼光来研究文化以及文化之于人类社会的关系，是从19世纪开始的。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泰勒在他的名著《原始文化》中指出：“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文化”一词至少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个是精神层次的，包括信仰、道德观与价值观、艺术精神等等；一个是具体的文化活动，如文艺演出、文化产业等等。具体的文化活动，本身也是可以分层次的，一类是通过具体的文化活动，表达一定的思想倾向、价值观，使受众在参与文化活动时获取知识，提高审美观和艺术修养，也接受道德的教化；一类是单纯“娱人耳目”的活动，对于我们的社会来讲，这类活动虽然不一定要“有益”，但至少应该是无害的，否则，不仅强不了国，恐怕还会误国、亡国。
当人类社会进入到21世纪，物质文明已经发展到如此的高度，自然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明并且为物质文明提出道德层面以及发展方向的指引，甚至通过具体的文化活动丰富物质文明，这就应该是我们的文化追求。《决定》明确指出：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要“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决定》特别指出：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弘扬中华文化”。
最早提出“文化自觉”的是
在世界范围内，曾有许多创造了辉煌历史的古代文明，如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印第安文明等等，但这些古代文明最后皆烟销灰灭，其根由，在于其文化；而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历久弥新，其根由，亦在于其文化。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古代文化所不同或者优胜之处，我以为，一是她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二是她的包容性，三是她能够随着时代不断地创新和发展，四是她的“人本主义”。
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外向型和近代欧洲的殖民文化不同，中华文化的特点是内敛的，她所重视的是文化的向心力。《说文解字》说：“王，天下所归往也。”古人区分华夏文化与异族文化常用“夷夏之辨”一词来概括。“夷夏之辨”，所强调者不在于血缘关系或地缘关系，也不在于社会与经济发展水平，而在于文化上的认同。只要有文化上的认同，即以华夏视之，故韩愈《原道》云：“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基于这种文化认同而形成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了知识分子与一般百姓最高的精神和道德追求。西汉出使匈奴的苏武，身居异域、饱受苦难19年后依然“执节而反”，其故事至今为国人所称道。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历过异族的入侵，蒙古族、满族在占据中原之后，很快被中华文化所同化，最后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种文化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也使中国在历经外族入侵后能保持国家的完整与文脉的延续。
中华文化有巨大的包容性，这使得她能够在基本相同的价值观的基础上包容不同的思想、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同时也能够不断地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纵观中国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对外开放的历史，所谓“闭关锁国”的时期是非常短暂的。中国历史上国力最强的时期例如汉唐盛世和康乾盛世，都是中外文化交流最频繁的时期。中国人从思想观念到衣食住行，都有很多外来文化的元素，并且这些外来文化也能够和本土文化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佛教的传入与本土化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论语·子路》云：“君子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既是处理人与人之间、不同文化之间、不同民族之间、不同国家之间的基本准则，也是处理不同学术思想的重要原则。建设文化强国，当然也离不开吸收、消化国外先进的思想、技术和经验。
中华文化的第三个特质是她能够不断发展、不断变革、不断创新，能够与时俱进。文化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扬弃的过程。最能反映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周易》，其思想的核心就是“变”。政治制度因时而变，故《易·革卦·彖辞》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风俗亦因时而变，故《荀子·乐论》云：“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正是由于能够不断变革，才使得中华文化能够不断发展与丰富，也才有了诸如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样绚丽多彩的文学艺术样式。
中华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一整套被公认和接受的价值观，其核心就是以“人”为中心。与其他古老文化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印加的神权文化以及欧洲的宗教文化不同，中国古代虽然也曾经历过夏商的神权时代，但自西周以来，中国就逐渐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重人事而轻神道。春秋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孔子也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安能事鬼”、“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中国古人最为看重的不是土地与其他自然资源，而是“人”。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是中华文化中最基本的价值观，“爱人”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孟子·梁惠王上》也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传统文化产生于原始社会，历经几千年的积累与演化，精华之外，亦有糟粕。因为有些东西，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它所蕴含的道德观、价值观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时过境迁，恐怕未必适合于今天。在传统文化中，还有一些东西本身就是封建主义的思想基础或者产物，必须要予以坚决地批判。还有一些思想、观念、习惯是科学尚未发达、人类对未知世界认识尚存局限的产物，在科学昌明的今天，自然也应该予以摒弃。因此，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是继承、弘扬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精华的、符合时代需要的部分，而非以继承“传统文化”、保护“文化遗产”之名，抱残守缺、复古倒退，更非以封建的、专制的、愚昧落后的思想来与民主的、科学的、现代文明的思想抗衡。
要之，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强国，需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来自于“文化自觉”，来自于我们对传统文化和其他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的全面、客观、理性的思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断发展，不断创新，这才是
人文价值在文化大繁荣中的底蕴作用
北京大学中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将文化问题作为会议主题，体现出执政党以前所未有的态度重视文化建设。会议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这次全会把文化繁荣发展提到极重要的地位，号召全党：“自觉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这几乎可以说是吹响了振兴中华文化的号角。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得到世界的普遍承认，广大人民群众也享受了改革开放的各项成果。而与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相比，我们在文化方面还有更加艰巨的工作要做。文化最终证明一个国家是否真正是这个世界的领导者。日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其经济实力几乎与美国比肩，但它在文化和价值创造上，提不出世界发展的方向与让世界人民信服的价值观。日本文化虽然有其民族特色，有其值得尊敬和让世界学习之处，但它只是世界现代文明发展的一个优秀的学习者，而非一个杰出的领导者。以和平与和谐为世界交往原则的中华民族固然不谋求充当世界的领导者，但从长远的发展来说，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焕发生机的大国、强国，中国理所应当拥有自身值得骄傲和令世界尊敬的文化。
文化最根本的意义在于它的创新性，它使一个民族在某个历史机遇面前焕发生机，充满自我创造和创造世界的活力。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进入21世纪，中国的发展面临更高层次的要求，这需要在文化上有更大的作为。只有一个在文化上繁荣发展的中国，在文化上有创新的中国，才能承担起民族复兴的重任，才能在世界上立于大国之林；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根本的在于我们的文化如何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如何激发民族的创造力。很显然，今天谈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产业化和市场化改革是重点，推进娱乐文化和消费文化是主要内容。在这些方面，中国已经取得相当成果。如今电视已进入千家万户，电影的票房动辙破亿，游戏动漫市场也在高速增长，演艺与各种娱乐活动亦有可观，因为它们都可产业化和市场化，如果有政策加大扶持力度，其发展势头可以乐观其成。而在所有这些文化发展中，同样被我们称之为文化的人文文化处于何种状况？它在当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具有什么作用？可能相当多的人都不甚明了。这一问题如果不理解清楚，没有正确认识，那么，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可能就不全面，也难以可持续发展。
重视传统人文文化的传承与革新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在世界文化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在世界古老文明中，中华文明是迄今为止历史传承最完整最具自我更新力的文明。近代以来，面对世界历史的现代转型对传统文化的挑战，中国顺应了世界的深刻变化，迎来了自己的历史新纪元。在如今中华民族要完成伟大复兴的事业中，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当代文化价值的创新则成为了不可或缺的根基。作为一个大国和强国，理应在文化上有自己的根基，有自己厚重的历史文化，同时有当代文化的创新性，对世界当代文化价值的建构作出无可争议的卓越贡献。
提起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并不是一些面子工程，一些墨守成规的“整理国故”就能奏效。传统的传承与创新是一项极其艰巨和深远的工作，要有真实性和实践性。真实性即是说它要有实际的效果，不是死传统，不是一些书本、教材和教条，而是能活在当下，能在当下的文化与价值建构中起到作用的活的传统。真实性依赖于实践性，只有在实践中，在与当今世界各种文化文明对话碰撞中，在参与各项文化建设的活动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才能释放出它的生命力，才能活在当代。
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文化创新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一方面要依托大学的教育和研究，国家应加大对大学人文文化教学和研究的投入。现在国家支持的一些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研究项目，实用性强的占较大比重。如何更有远见，支持更富有个性特色的研究项目，这其实是关涉到人文文化是否有真正的创新性的重要问题。要鼓励人文文化的创新性思维，给予大学思想文化创新以更大的空间。要加强大学人文素质教育，提升青年一代人的文化修养。要重视大学生对古今中外文化经典的学习，例如，可以规定理工科的学生应修满人文经典课程的学分。这样，人文文化在大学中的地位会被有效提高，从而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另一方面还需要通过中小学教育，培养下一代具有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意识。中小学应试教育不改革，人文文化在中小学教育中就得不到重视，要提高下一代人文文化素质就是一句空话。但改革应试教育体制非近期所能，如能加强中学教育中文学艺术的比重，提高其在应试教育中的地位，也不失为一种从现在着手的措施。例如，中考和高考都可以给有文学艺术才能的孩子加分。现在中学和大学都有艺术特长生、体育特长生，但唯独国语——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文学没有任何特长加分措施。这方面当然需要探索行之有效的措施，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中学和大学重理轻文的倾向明显，青年一代的语文能力较差，与举国数理化学习之优异比起来，语文学习普遍得不到重视。而且，现在青少年中，哈韩和哈日（崇尚韩国和日本流行文化）现象严重。本来学习外国文化，接受新鲜事物没有什么不好，但与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对中国自己的人文文化建设的轻视比较起来，二者显得很不相称。应该通过中学和大学对语文教育的重视，来提高全民的文化素养，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以及对当代人文文化建设的尊重。
人文文化在文化建构中的价值底蕴作用
今天，我们在强调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同时，强调人文文化价值底蕴的建设显得同样重要。文化的发展繁荣从根本上来说，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从更深层的意义来说，是增强民族精神凝聚力的需要。今天的文化产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新型的娱乐消费文化，这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史哲典籍文化概念已经相去甚远。而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主要存在于它的典籍和经典作品中，如何把传统资源转化到当代大众文化中，转化到新兴的艺术创作中，转化到新兴的电子媒介文化中，是一个需要考量的问题。如今，传统的经典受到冷落，当代的文学历史哲学方面的经典难以建立起来，这使今天中国的大众消费文化虽然营造出一个热闹的市场，但品质不高，精品佳作匮乏。繁荣虽好，但虚假的繁荣却未必是好事。走向市场的文化繁荣如何能具有价值底蕴和美学品质，我以为离不开人文文化。
当网游市场里刀枪舞动时，怎样关注人的心灵健康？当古典艺术作品在拍卖市场上拍出天价时，是不是还有人关注那些点线艺术和黑白意趣？当影像扑面而来的声色光电震撼感官时，人们是否还在关心精神升华？这些问题都是在我们今天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形势下所需要关注的。这种关注本身就表明娱乐文化和消费文化也要具有人文精神，更进一步说，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精品，为后人留下这个时代的经典，这些消费文化就必然要与人文传统接脉，同时，也必然在创造当代新的人文价值。虽然这样产生的新型人文文化不再是传统典籍，而是潜伏在当代新艺术和新创意文化中的思想火花或精神内核，但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化价值底蕴建设，就是这样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它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合力作用的结果。
培育人文文化与新媒体艺术的创新性人才
文化要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提供源泉，关键在于文化自身具有创新性。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僵化的文化，不可能创造出有内在生命力的繁荣与发展。充其量只是表面繁华，如浮光掠影，昙花一现，不会有东西存留下来，也不会凝聚民族精神，只能使民族沉迷于杂乱廉价的欢娱场景。
有目共睹的是，近几年文化市场化和产业化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能称之为影响力大，可以与文化大国相称，与世界文化对话的作品，还是比较少见。文化的生命力在其创造性，而文化创新，一靠机制，二靠人才。机制要解放，一切束缚创造性的机制都可以在深化改革中加以解决；而创新性人才则需要有一种整体的长远的规划加以培养。目前我国最为缺乏的是高层次的人文思想、新媒体、新艺术创新性人才，而且后继更是乏人。我们说的人文思想文化，是指传统所说的文史哲，看似与新媒体、新艺术相距甚远，这方面的创新人才也往往被忽略，但实际的情形是，如果一个时代没有一批人文创新人才，新媒体与新艺术的创新人才也不可能脱颖而出。他们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所有成功的电影几乎都改编自文学作品；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如此。如果没有文学创造，电影的创新就要大打折扣。也就是说，文学实际上为电影的人文思想和美学底蕴提供了基础资源。没有文学这样的底蕴，一个时代的语言、影像、想象力以及所有关乎审美感受的创造，都要受到影响。现在是影像化的时代，电视、电影与网络是强势媒体，因为与电子产业革命联系在一起，成为直接的生产力，发展势头迅猛；而传统的人文文化无法创造直接的生产力，甚至在电子科技的时代，备受挤压而边缘化。这就需要我们的文化领导者有清醒的意识，着力于培养一大批人文文化以及新艺术的创新人才，为中国文化的创新作出贡献。
21世纪，中国民族要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必然要在文化上秉承传统，继往开来，赢得世界的尊重。同时，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国内积累的问题会愈加复杂。人们在物质生活方面的问题得以解决之后，在精神生活方面必然会提出更高的追求，很多所谓的社会矛盾便源自于此。这方面，仅仅通过法制或道德建设都难以解决。只有以文化做根基，以健康深厚的人文文化做底蕴，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化才不会出大问题，娱乐文化、文化产业、文化消费的蓬勃发展才不会出现偏颇。
准确把握各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
中央党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邓小平同志就指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强调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同等重要性。江泽民同志进而提出了物质、政治、精神三大文明建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确立为党的基本任务之一。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规划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全面发展的战略目标，文化被提高到国家总体的发展战略布局之中。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变得更加迫切。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在物质文明建设上的成就斐然，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更是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2005年中国是世界第六经济大国，而2010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名副其实的“一年一个台阶”。经济总量从1978年到2010年翻了四番多，达到5.88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8%增加到9.3%。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推进。人民生活实现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跨越，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例从2005年的24.8%提高到2010年的46.8%。
物质文明建设的辉煌成就，更加突显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因而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推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认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我们要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准确把握当今时代文化发展新趋势，准确把握各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在科学发展道路上奋力开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那么，应当如何理解准确把握各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以满足人民群众越来越热切的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愿望呢？
从大文化的角度说，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是长期历史的积淀。过去，文化的变迁是一个缓慢而悠长的过程，这种变化主要依靠本群体的创造发明，而且主要是对所生存的自然环境的适应过程，自然禀赋和地域特色明显，因而文化的变迁不仅是缓慢的也是容易协调的。在人类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文化基本上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充满稳定和安心。随着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航海、公路、铁路、航空技术迅速打破地理上的隔绝，从殖民地扩张到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扩张，加之互联网和物联网这两个有力的加速器，工业文明开启的所谓“现代化”演变为“全球化”，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和地区，不管你愿不愿意，都被迅速纳入这一加速前进的行程中。这时的文化变迁，则主要取决于对外来文化的选择和吸收，很多时候根本来不及判断和思考。因而所有称之为后发国家和民族，都无可选择地进入一个快速变化却难以把握的时代。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剧烈文化变迁，将中国这个13亿人口、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迅速从农业文明推进到工业文明，而且正在迈向以知识经济为代表的第二次现代化，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发展奇迹，同时也必然面临巨大的无可回避的文化眩晕。正如我们在总结这几十年生活变化时，开始人们很容易从耐用或大型消费品上说出从“老三件”到“新三件”，很快又有了“新新三件”，究竟有多少新，又有多少件？就像我们的电脑、手机和数码相机的更新换代一样，很难让人找到新到何时何处，一切都变化太快，难以把握。
于是就进入到中文化的视角，也就是精神文化的层次，正如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的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一样，面对生存方式的快速变化，人类一定要给这种变化相应的主观解释，因为人类有别于其他的动物就是我们生活在意义之网中，意识要反映物质，而且还要反作用于物质。相对于过去缓慢的文化变迁，我们现在一直处于“更高、更快、更强”的文化剧烈变动之中，就像面对一列奔驰的高速列车，要一眼看清楚而且整体把握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在文化规律上称之为堕距理论，即文化三大构成要素中物质文化部分是最活跃、最快速，也最容易感受；隐含其中的制度文化的变化则相对迟缓，作用也相对间接；而隐藏最深的精神文化部分则变化最慢，但一旦变化就会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力。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一个国家变革的阻力来自两个方面，即既得利益和人的观念，后者是最主要的阻力。
因而，这30多年中国人说得最多也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解放思想”，这是一个痛苦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我们一直在寻求对文化变化的合理解释和期望获得正确的指导，在这个曲折的探索和试错过程中免不了反复和冲突。长期以来的资社之争、左右之争、中西之争、改革文革之争、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之争等何其多矣，旧的观念在分崩离析，而新的观念百花齐放，破而未立，立而未稳，说而不做，做而不说，何其复杂多变。我们一方面感受到物质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方面却面临精神生活衣不蔽体的困窘。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到今天吃肉的吃菜的都骂娘，而且个个骂得理直气壮。扪心自问，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展望世界，中国的发展创造了世界文明的奇迹，为何气却越来越大，不满意反而越来越多？
如果说看不清闹不懂是文化眩晕迷茫的话，不满意不平衡则是文化的焦躁不安。这一方面是文化发展的堕距规律所决定，物质文化率先变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未能够同步推进；另一方面是中国前无古人的改革艰巨性所决定的，很多时候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一边探索一边完善，文化变迁就是一个失衡趋衡交替前进的过程。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人们的需求层次会进一步提升也会进一步多元化；按照中国人传统的说法，就是“衣食足知荣辱”，中国人已经从“饱肚子”、“装袋子”，开始进入了“要面子”、“充脑子”阶段，必然要提出更高的文化要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170多年的东西方文化冲撞留下了太多的痛苦记忆，甚至形成了东不如西、中不如外的思维惯性，还没有养成站起来看待自己和世界的习惯。过去的自卑是比出来的，现在的自信也需要一个比较的过程。
反过来我们再重温十七大提出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迫切呼唤，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目的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胡锦涛同志的“七一”讲话，进一步强调改革开放对中国过去和未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坚持全方位的开放政策，与世界文化接轨，构建和平发展的世界秩序；另一方面深化改革，不断整合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协调发展，从而全面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表明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指出领导干部要学点历史，特别强调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学习的重要性，就是要让人们在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回顾中，看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作用，从而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说到底，“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民族凝聚力需要在古今中外的坐标对比中，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不断的理论总结去深化和坚定，这是一个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的过程。而创造力和综合国力的体现，就需要从小文化角度谈一谈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这两驾马车。人民群众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使用和享受者，是文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人民的主体性地位得到发挥，才会产生巨大的文化创造力。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回国后罕见地撰文反对“中国威胁论”。他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代表美国的终结，一个成功的中国能够让美国更加繁荣。好话的后面却毫不掩饰地表明中国除了国力还远不如美国外，最致命的是中国教育缺乏活力，难以培养有创造力的下一代，反证了我们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解放文化生产力。可以说我们文化体制改革还任重道远，要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一方面，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尤其是加快改变农村和民族地区的文化落后面貌，除了硬件和基础设施的普及和提升外，更要在软件和传播内容的有效性上下功夫，让各族人民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面对被称作21世纪黄金产业的文化产业，中国人必须奋起直追，但文化产业绝不仅只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更负有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历史责任。
实现社会管理与文化发展的有机统一
丁元竹
把握社会管理和文化建设的内在联系
2011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深刻阐述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提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指导原则、主要任务和实施措施。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战略部署。在短短8个月内，中央对社会管理和文化发展做出重要决策，足见两项工作之重要。而且，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强调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同时，也要求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各种潜在风险。
当前，贯彻中央的战略部署，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求我们在理论上深入探索社会秩序建设和文化价值体系发展的内在逻辑，在政策上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在日常生活中把人们的社会活动与文化价值统一起来，把人们的精神生活和行为规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融为一体，使现实生活中的个体更加有教养、有品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和善，社会生活更加有秩序和充满活力。
建立在物质生活基础上的社会生活是人类的本质特征，它以社会交往为核心，以精神满足为目的。把社会管理与文化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就是贴近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关注个人与家庭、社会、群体、社区的交往以及各种各样的公共活动。可以说，经济建设重在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社会建设重在满足人们的社会生活，文化建设重在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政治建设重在满足人们的公共生活，生态文明建设重在改善人们所处各种外部环境，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生活秩序依赖于文化价值
社会与文化是统一整体的不同组成部分。《决定》把文化自觉摆在重要位置，首次提出这个概念的已故社会人类学
社会有机体与文化价值统一于社会生活这一整体和系统。首先，在日常生活中，文化通过人们的衣、食、住、行、娱乐、精神生活等活动表现出来。涉及这些方面的物质文化，不论其生产还是使用，都包含了许多社会成员的活动，而在这些社会成员之间，也因此会形成“社会关系”。文化把相关的社会成员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排列出来，规定了人们的社会角色和地位。其次，社会组织以精神为基础。从社会人类学的理论和国际经验看，社会生活的较高层次是精神生活，人们通过社会组织得到精神上的满足。社会组织的原则诸如信仰、习俗、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法律规范等都构成了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社会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人们最关心、最直接、最亲近的事，诸如社会成员怎样生活，他们的家庭、社区、学校、工作单位如何等等。在社会组织中，上代人通过社会生活把信仰、习俗、行为方式和法律规范传给下代人，新一代人又在社会生活中实现社会化，其中，传统的信仰、习俗、行为方式和法律规范潜移默化，内化为行为规范，变成一种内在约束，个体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社会大多数成员的预期行为，形成现实的社会秩序，这是社会治理的最基础形态，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形态。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寓意深刻，也是对这种道理的感悟，对于今天我们理解社会管理和文化建设仍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文化通过社会生活发挥其规范和凝聚作用
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亦会出现犯罪、失业、贫富不均、诈骗、色情等问题。这些问题若不加以解决，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导致经济社会停滞不前，甚至导致社会解体。社会管理的主要任务便是解决社会问题。任何社会，只有扬善抑恶，才能保持社会秩序。
社会问题实质上是文化问题。
因此，社会需要文化价值，个人的生存也需要健康文化滋润。没有健康文化价值就无以有社会，个人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本社会秩序。文化价值失衡会演变为社会个体的生存困境。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变迁就是文化调适，文化调适也是社会变迁，它们确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在社会生活中实现文化价值和社会秩序的有机统一
“十一五”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问题的战略思路和具体措施，对于我们当前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与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有机结合起来，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人民选择了改革开放和发展的道路，为的是创造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但是在过分追求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不公的体制下，现实的社会状况与人们的预期存在一定差距，利益失衡和社会失序导致了人们心理上的巨大压力，幸福感大打折扣。
就社会和文化而言，人民群众最关心、最亲近的事情是什么？仔细考虑，不外乎是个人的心理满足、社会交往、人际关系等。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以及社会组织发展如何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结合起来，在日常生活中实现文化价值的“潜移默化”，内化成个人的道德伦理、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外化为稳定有序充满活力的社会秩序？对此，还需要学术理论界、政策咨询、决策制定等部门，以及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努力，不断探索。
学术理论界需要打破画地为牢的学科界限，从解决问题出发加强各学科，诸如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文化艺术等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从深层次进一步解释社会与文化的关联，以及社会生活如何强化文化价值和文化价值如何在社会生活中演变成为习俗和生活习惯等重大理论问题。在任何社会条件下，知识界都是社会良心和文化价值最重要的载体之一。知识界的文化水准，大致可以反映一个社会的一般文化水平。因此，对于中国文化复兴和繁荣，中国的学界和知识界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决策咨询和政策制定机构需要在政策研究和制定过程中，把社会和文化通过规划、项目、工程有机结合起来，例如，家庭政策要考虑如何通过家庭来培育年轻一代的社会责任，这其中包含了如何有效发挥电视和各类媒体的作用等问题。再如，社区建设如何把社会生活考虑进来，通过社区活动强化和谐的家庭伦理、亲密无间的人际关系等，使正确的价值观念、行为规则通过各种社会生活不断强化，成为习俗和习惯。
文化部门需要努力开发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项目，建设不同类型的能够满足群众需求的文化工程，吸引公众参与到社区和社会生活中来，在参与的过程中满足个人的社会需求和精神需求，实现社会融合和社会和谐。
发挥个人在社会管理和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使个人遵循社会规范，成为社会秩序建设中的基础要素。通过家庭、社区、工作单位和社会组织的各种活动，鼓励社会成员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为社会进步贡献力量。如果社会上大部分人具有正义感和道德感，那么类似小悦悦的事件就不会接二连三地发生。通过网络和其他媒体表达同情心、愤慨固然重要，但诉诸于每个个体的自觉行动，从自身做起，更为重要。尤其要提高家庭、社区、单位和社会组织的创新能力。通过和谐的家庭培养个体的教养、优雅行为；通过优美的社区培养个体的理性平和、包容开放的心态；通过包容的工作单位环境培养个体的沟通分享、开诚布公的态度，等等。通过这一系列社会组织活动，将个体行为社会化、规范化，使文化价值内化为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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