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群言文萃 > 封面文章
《群言》2012年第1期:我国市场经济的国际化发展
——入世10年的总结与反思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http://www.mmzy.org.cn
[大] [小]
2014-02-27
今年是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10周年,举国上下都在热议,见仁见智。作为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人,我也是最早接触和倡导加入世贸组织的人之一。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就接触这个课题,甚至参与了我国早期入关谈判的务虚论证研究,并在1992年编著出版了《关贸总协定与中国经济发展》一书。而“关贸总协定”即GATT就是现在世贸组织的前身。因此,该书是当时凤毛麟角的介绍和研究“入关”的专业书籍。
从书架上翻出这本30万字,装帧简朴甚至有点粗糙,略略泛黄的老书,抚今追昔,自然也有几多感慨和新的思考,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从GATT到WTO——漫长的探索与磨合
中国近30年改革发展中,有两个关键词:改革与开放,本质就是如何实现经济市场化和市场经济如何国际化。也就是在这个基本背景下人们开始关注国际经贸合作问题,可以断言,经济市场化和市场经济国际化是一个伴生现象,不可能设想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可以发展市场经济。
实现改革开放,首先是观念的解放。而一些今天看来已是常识的理念,在当时却受到种种羁绊,这些羁绊不是源于经济规律认识局限,而是政治体制的刚性。那时人们对对外开放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与“东盟四国”基于“人缘”、“地缘”优势,开展的原始单边边贸,停留在“三来一补”的层面,以求改变当时我国长期“重重轻轻”(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战略,改善“玉米面肚子,的确良裤子”的轻工业极度落后的产业结构。这也是改革开放初期“一个老人在南海边画圈”确立东南沿海优先发展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化发展”战略的缘由。 因此,当时的对外开放仅仅是在有限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我国东南沿海与东盟国家和地区的单边边贸。
不管怎么说,中国需要开放,需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真正意义上参与国际分工协作。学术界开始探索突破市场经济国际化的壁垒,作为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组织GATT自然成为先行、先思者们思考和关注的对象。不久,中国“入关”动议在政府高层决策层摆上议程,于是,沸沸扬扬,举国上下开始热议“关贸总协定”。
可是作为刚刚开启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世界经济自由贸易的规则和机制很是陌生,往往用当时的习惯思维认识世界各贸易组织和规则,仿佛我们“入关”是“手拿把掐”的事,当我国首开关贸总协定多边谈判时,在人们的心目中仿佛明天我们就会“轰轰烈烈的”“入关”。就在我写就《关贸总协定与中国经济发展》一书的1992年,有舆论预测当年年底就会“入关”!余下的只是打开国门的新奇展望与“狼来了”的紧张,于是“我国入关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成为当时的时髦用语。
可谁也没想到,这一谈居然就是15年,直到“关贸总协定”已发展变化为“世界贸易组织”,我国依然徘徊在世贸之外。而从GATT到WTO中国经历了太多太漫长的探索与磨合
入关热——打开国门的新奇与 “狼来了”的恐怖
早期国人之于“世贸”的认识,有相当的局限性,最多是“我国入关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而打开国门的新奇展望与“狼来了”的紧张倒是充斥着全国上下。
所谓机遇,不过是当时国人打开国门的新奇展望而已。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东南沿海较快发展的轻型加工业体系,实际上是从东南亚工业国中间接地接受了发达国家剩余资本和低级淘汰产业,并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及广大内陆地区廉价原材料和消费市场的支持下,渐渐形成内部结构不尽合理、趋同严重、对外依赖性强、科技含量低、国际市场竞争力弱的劳动密集和加工装备密集产业。当时,全国彩电生产线有100多条,实际上大约有一多半生产能力严重放空,而据当时统计数字,新疆是彩电普及率全国较低的地区,居然比欧洲国家还高。当时风靡一时的“广交会”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当时产业结构一般状况。而从“广交会”到“深高会”的变迁,也似乎隐隐勾勒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产业升级的轨迹。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入关”更多的是带给国人买小汽车,买高档电器和照相器材等极大的期许,没人思考“入关”对我国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所带来的深层撞击,特别是对经济体制与机制的撞击之外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民主法治等带来的影响。
与此同时,人们更多地从经济的急功近利意识出发,对于“入关”后,国门洞开产生极大的恐怖和紧张,习惯了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的国人,不敢设想突然平均关税大幅下降,甚至有零关税的情况会给国家带来什么。于是在一片“狼来了”的惊呼中,人们忐忑不安,踯躅前行。
多边谈判失败与市场经济的改革发展
在经历了漫长的国人“一厢情愿”的“入世”渴望,多次多边贸易谈判的挫败,中国似乎慢慢地了解了“世贸”,了解了经济全球化,也才真正树立了打开国门的意识和决心。中国漫长、艰苦的“入世谈判”与其说是谈判水平的提高,毋宁说是谈判砝码的降低;与其说是斗争的结果,毋宁说是妥协的结果;而更严格地与其说是妥协的结果,毋宁说自我修正,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结果。
经历了一次次多边谈判失败,国人“入世”热开始冷却,人们不再热议“入关”、“入世”,而是转向踏踏实实的自我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自我完善。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首开“入关”多边贸易谈判失败后的近15年里,中国一直保持“八九不离十”的高速增长,完成了国有企业改组改制,实现了政府初步的职能转换,完成了包括经济法律法规在内的虽然存在诸多矛盾和空白但毕竟初步成形的国家法律体系框架建设,搭建了虽然不尽合理但却相对完整经济结构;最重要的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要求不断调整自身产业结构,开始城市化发展,按着国际贸易规则和国际惯例建立了开放的市场经济准入、退出机制和政府管理运行体制机制,使国家经济运行不断与国际对接。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终于与所有多边国家达成贸易协定,最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入世后悄然的发展变化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的10年,国家的面貌和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加入世贸组织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加入世贸组织的10年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第二大商品进口国。纺织、家电、电子等传统优势产业潜能得以释放,汽车、船舶、铁路机车等制造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经受了考验,并快速发展,成为新的外贸出口增长点。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
加入世贸组织也给我国的经济改革注入新的动力。10年来,我国3次大规模清理与世贸组织规则不相符的法律法规。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改革、改组和改造不断加强,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日益深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迅速推进。公开、透明、非歧视、公平竞争、法制精神等世贸组织倡导的原则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入世10年,汽车关税从3位数降到2位数,汽车迅速进入家庭,中国从自行车大国迈入汽车大国;入世十年,电信行业对外开放,市话、长途、手机费、漫游费用全面大幅度下调,电话初装费、手机入网费、手机双向收费成历史;入世十年,电子产品关税大幅降低,手机、电脑、相机越来越好用,价格越来越便宜。
但我想,最大的变化不是经济数据,不是政府承诺的兑现,不是关税变化和对外经贸与合作发展给国人生活带来的点滴变化,更不是因差别化发展使得一些先富起来的人走出国门在境外疯狂购物,更重要的是是否有利于我国综合实力的夯实、国际地位的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国民尊严受到尊重、国家安全和是否有利于为我国经济发展打下战略性的国际化基础。
入世十年:共赢与博弈,成就与误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为走一条市场化改革之路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中国抓住战略机遇期,走新型工业化之路,实现民族崛起的必由之路。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周年高层论坛上的讲话》所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坚持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相结合、实现自身发展和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相结合,积极化挑战为机遇,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推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实践证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扩大对外开放,惠及13亿中国人民,也惠及各国人民;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勃勃生机和巨大潜力。”
但是应该冷静认识到,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同时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跃升,同时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入世10年来给中国发展带来巨大正效应同时,也带来诸多深层隐患和新的矛盾,必须冷静对待和反思。
中国市场经济国际化水平面临巨大挑战。入世10年,实际上是中国经济按照国际规则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WTO规则是人类经过数十年的博弈而形成的,虽然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因素,但是世界经济从来就是共赢与博弈的过程。接受这个规则,是中国市场经济国际化的先决条件,而中国经济国际化更需要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与之同步。国际社会对我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承认恐还需时日,我们还有巨大的改革任务要完成,而目前我们对外经贸合作还处在浅层次上。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地位没有被承认,我们只能是在“中国制造”上体现优势,由于武器禁运,高科技合作不足,知识产权无法与国际对接,我们无法实现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飞跃。
贸易体制的摩擦削弱国家核心利益。入世10年,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数量越来越多;涉案金额也越来越大;摩擦类型从微观走向宏观,从针对企业转向了针对政府的摩擦,从产品行业转向了体制的摩擦。这些摩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企业适应国际化经贸合作的能力水平亟待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利益主体多元化和非理性趋势,这些会与国家核心利益形成巨大矛盾。
助推国内改革同时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入世10年,对中国国内改革起了很大的助推作用,特别是在政府管制、科技、金融等领域表现明显,比如国际资金大量涌入助推中国经融体制改革,但在国家金融改革滞后和金融企业积淀不足的情况下,也给国家金融甚至经济安全带来巨大挑战和隐患。
极大刺激中国差别化发展造成不稳定因素和巨大国家治理成本。入世10年,在至上而下的“精英式”改革背景下,极大刺激中国差别化发展,两极分化进一步扩大,激化了国内各利益群体矛盾,造成不稳定因素,产生巨大国家治理成本,给国家未来发展改革埋下不稳定隐患。
国际市场趋利化间接破坏国家脆弱的生态体系。国内市场趋利性可在国家管制与治理框架内得到限制、修复。但国际市场趋利性在没有维护国家长远核心利益的控制机制情况下,会加大国家本来脆弱的生态体系的破坏,影响国家长远战略发展和利益。
利益主体缺乏制约,国家核心利益堪忧。在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背景下,权力主体一方面在缺乏民主和法律制约情况下,通过“寻租”沦为既得利益代言人,另一方面“入世”强化了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在既得利益和国家核心利益矛盾时,往往是牺牲国家核心利益。而权力在校正这些偏差时,又往往采用刚性的非市场手段方式,造成高效率、低效益。特别是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农业与粮食直接决定国家基本稳定安全,在涉及战略资源、粮食安全,国家稳定,均衡发展等问题上,世贸规则与经济国际化都会带来致命的负面影响,过于强调自由贸易和市场全球化存在危及民族基本生存条件的隐忧。
《群言》2012年第1期:我国市场经济的国际化发展
——入世10年的总结与反思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http://www.mmzy.org.cn [大] [小] 2014-02-27
今年是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10周年,举国上下都在热议,见仁见智。作为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人,我也是最早接触和倡导加入世贸组织的人之一。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就接触这个课题,甚至参与了我国早期入关谈判的务虚论证研究,并在1992年编著出版了《关贸总协定与中国经济发展》一书。而“关贸总协定”即GATT就是现在世贸组织的前身。因此,该书是当时凤毛麟角的介绍和研究“入关”的专业书籍。
从书架上翻出这本30万字,装帧简朴甚至有点粗糙,略略泛黄的老书,抚今追昔,自然也有几多感慨和新的思考,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从GATT到WTO——漫长的探索与磨合
中国近30年改革发展中,有两个关键词:改革与开放,本质就是如何实现经济市场化和市场经济如何国际化。也就是在这个基本背景下人们开始关注国际经贸合作问题,可以断言,经济市场化和市场经济国际化是一个伴生现象,不可能设想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可以发展市场经济。
实现改革开放,首先是观念的解放。而一些今天看来已是常识的理念,在当时却受到种种羁绊,这些羁绊不是源于经济规律认识局限,而是政治体制的刚性。那时人们对对外开放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与“东盟四国”基于“人缘”、“地缘”优势,开展的原始单边边贸,停留在“三来一补”的层面,以求改变当时我国长期“重重轻轻”(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战略,改善“玉米面肚子,的确良裤子”的轻工业极度落后的产业结构。这也是改革开放初期“一个老人在南海边画圈”确立东南沿海优先发展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化发展”战略的缘由。 因此,当时的对外开放仅仅是在有限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我国东南沿海与东盟国家和地区的单边边贸。
不管怎么说,中国需要开放,需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真正意义上参与国际分工协作。学术界开始探索突破市场经济国际化的壁垒,作为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组织GATT自然成为先行、先思者们思考和关注的对象。不久,中国“入关”动议在政府高层决策层摆上议程,于是,沸沸扬扬,举国上下开始热议“关贸总协定”。
可是作为刚刚开启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世界经济自由贸易的规则和机制很是陌生,往往用当时的习惯思维认识世界各贸易组织和规则,仿佛我们“入关”是“手拿把掐”的事,当我国首开关贸总协定多边谈判时,在人们的心目中仿佛明天我们就会“轰轰烈烈的”“入关”。就在我写就《关贸总协定与中国经济发展》一书的1992年,有舆论预测当年年底就会“入关”!余下的只是打开国门的新奇展望与“狼来了”的紧张,于是“我国入关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成为当时的时髦用语。
可谁也没想到,这一谈居然就是15年,直到“关贸总协定”已发展变化为“世界贸易组织”,我国依然徘徊在世贸之外。而从GATT到WTO中国经历了太多太漫长的探索与磨合
入关热——打开国门的新奇与 “狼来了”的恐怖
早期国人之于“世贸”的认识,有相当的局限性,最多是“我国入关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而打开国门的新奇展望与“狼来了”的紧张倒是充斥着全国上下。
所谓机遇,不过是当时国人打开国门的新奇展望而已。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东南沿海较快发展的轻型加工业体系,实际上是从东南亚工业国中间接地接受了发达国家剩余资本和低级淘汰产业,并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及广大内陆地区廉价原材料和消费市场的支持下,渐渐形成内部结构不尽合理、趋同严重、对外依赖性强、科技含量低、国际市场竞争力弱的劳动密集和加工装备密集产业。当时,全国彩电生产线有100多条,实际上大约有一多半生产能力严重放空,而据当时统计数字,新疆是彩电普及率全国较低的地区,居然比欧洲国家还高。当时风靡一时的“广交会”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当时产业结构一般状况。而从“广交会”到“深高会”的变迁,也似乎隐隐勾勒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产业升级的轨迹。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入关”更多的是带给国人买小汽车,买高档电器和照相器材等极大的期许,没人思考“入关”对我国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所带来的深层撞击,特别是对经济体制与机制的撞击之外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民主法治等带来的影响。
与此同时,人们更多地从经济的急功近利意识出发,对于“入关”后,国门洞开产生极大的恐怖和紧张,习惯了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的国人,不敢设想突然平均关税大幅下降,甚至有零关税的情况会给国家带来什么。于是在一片“狼来了”的惊呼中,人们忐忑不安,踯躅前行。
多边谈判失败与市场经济的改革发展
在经历了漫长的国人“一厢情愿”的“入世”渴望,多次多边贸易谈判的挫败,中国似乎慢慢地了解了“世贸”,了解了经济全球化,也才真正树立了打开国门的意识和决心。中国漫长、艰苦的“入世谈判”与其说是谈判水平的提高,毋宁说是谈判砝码的降低;与其说是斗争的结果,毋宁说是妥协的结果;而更严格地与其说是妥协的结果,毋宁说自我修正,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结果。
经历了一次次多边谈判失败,国人“入世”热开始冷却,人们不再热议“入关”、“入世”,而是转向踏踏实实的自我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自我完善。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首开“入关”多边贸易谈判失败后的近15年里,中国一直保持“八九不离十”的高速增长,完成了国有企业改组改制,实现了政府初步的职能转换,完成了包括经济法律法规在内的虽然存在诸多矛盾和空白但毕竟初步成形的国家法律体系框架建设,搭建了虽然不尽合理但却相对完整经济结构;最重要的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要求不断调整自身产业结构,开始城市化发展,按着国际贸易规则和国际惯例建立了开放的市场经济准入、退出机制和政府管理运行体制机制,使国家经济运行不断与国际对接。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终于与所有多边国家达成贸易协定,最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入世后悄然的发展变化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的10年,国家的面貌和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加入世贸组织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加入世贸组织的10年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第二大商品进口国。纺织、家电、电子等传统优势产业潜能得以释放,汽车、船舶、铁路机车等制造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经受了考验,并快速发展,成为新的外贸出口增长点。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
加入世贸组织也给我国的经济改革注入新的动力。10年来,我国3次大规模清理与世贸组织规则不相符的法律法规。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改革、改组和改造不断加强,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日益深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迅速推进。公开、透明、非歧视、公平竞争、法制精神等世贸组织倡导的原则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入世10年,汽车关税从3位数降到2位数,汽车迅速进入家庭,中国从自行车大国迈入汽车大国;入世十年,电信行业对外开放,市话、长途、手机费、漫游费用全面大幅度下调,电话初装费、手机入网费、手机双向收费成历史;入世十年,电子产品关税大幅降低,手机、电脑、相机越来越好用,价格越来越便宜。
但我想,最大的变化不是经济数据,不是政府承诺的兑现,不是关税变化和对外经贸与合作发展给国人生活带来的点滴变化,更不是因差别化发展使得一些先富起来的人走出国门在境外疯狂购物,更重要的是是否有利于我国综合实力的夯实、国际地位的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国民尊严受到尊重、国家安全和是否有利于为我国经济发展打下战略性的国际化基础。
入世十年:共赢与博弈,成就与误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为走一条市场化改革之路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中国抓住战略机遇期,走新型工业化之路,实现民族崛起的必由之路。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周年高层论坛上的讲话》所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坚持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相结合、实现自身发展和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相结合,积极化挑战为机遇,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推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实践证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扩大对外开放,惠及13亿中国人民,也惠及各国人民;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勃勃生机和巨大潜力。”
但是应该冷静认识到,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同时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跃升,同时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入世10年来给中国发展带来巨大正效应同时,也带来诸多深层隐患和新的矛盾,必须冷静对待和反思。
中国市场经济国际化水平面临巨大挑战。入世10年,实际上是中国经济按照国际规则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WTO规则是人类经过数十年的博弈而形成的,虽然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因素,但是世界经济从来就是共赢与博弈的过程。接受这个规则,是中国市场经济国际化的先决条件,而中国经济国际化更需要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与之同步。国际社会对我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承认恐还需时日,我们还有巨大的改革任务要完成,而目前我们对外经贸合作还处在浅层次上。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地位没有被承认,我们只能是在“中国制造”上体现优势,由于武器禁运,高科技合作不足,知识产权无法与国际对接,我们无法实现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飞跃。
贸易体制的摩擦削弱国家核心利益。入世10年,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数量越来越多;涉案金额也越来越大;摩擦类型从微观走向宏观,从针对企业转向了针对政府的摩擦,从产品行业转向了体制的摩擦。这些摩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企业适应国际化经贸合作的能力水平亟待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利益主体多元化和非理性趋势,这些会与国家核心利益形成巨大矛盾。
助推国内改革同时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入世10年,对中国国内改革起了很大的助推作用,特别是在政府管制、科技、金融等领域表现明显,比如国际资金大量涌入助推中国经融体制改革,但在国家金融改革滞后和金融企业积淀不足的情况下,也给国家金融甚至经济安全带来巨大挑战和隐患。
极大刺激中国差别化发展造成不稳定因素和巨大国家治理成本。入世10年,在至上而下的“精英式”改革背景下,极大刺激中国差别化发展,两极分化进一步扩大,激化了国内各利益群体矛盾,造成不稳定因素,产生巨大国家治理成本,给国家未来发展改革埋下不稳定隐患。
国际市场趋利化间接破坏国家脆弱的生态体系。国内市场趋利性可在国家管制与治理框架内得到限制、修复。但国际市场趋利性在没有维护国家长远核心利益的控制机制情况下,会加大国家本来脆弱的生态体系的破坏,影响国家长远战略发展和利益。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594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