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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言》2012年第2期：中关村科学城的发展与展望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http://www.mmzy.org.cn [大] [小] 2014-02-27

编者按： 2011年10月，《中关村科学城发展规划（2011-2015）》正式发布，为科学城的未来描绘了美好前景。这是机遇，也是挑战。要把愿景变成现实，任重而道远。为此，民盟北京大学委员会与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共同举办了“中关村科学城的发展与展望——21世纪的科技产业与文化”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关村科学城如何实现科技产业发展与文化教育发展相结合等主题进行探讨，为中关村科学城的建设献计献策。现将部分发言编发如下。

打造创新创业的生态系统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

中共十七大提出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全面建设创新型国家，“十二五”规划又把它提到了经济转型重中之重的地位。创新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关村是中国创新的标志和标杆，如果它做不好，那么中国的创新就一定没有做好。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研讨中关村科学城的发展与展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

其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这个口号，我们提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应该说是一个非常艰巨的挑战。提出目标总是很容易，但怎么去实现仍需要在实践中深入探讨。虽然多年来我们在一些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从中国经济整体来看，我们基本上还是在“中国制造”这条道路上埋头苦干。2011年，在世界经济不景气、汇率上升、国内生产成本普遍上涨的艰难形势下，我们的出口还是增加了20%多，这可以说都是中国制造的实力。然而，在中国创造方面，总体上发展并不是这么快。

创新是世界性的难题。对咱们来讲不容易，对其他国家来讲也不容易。看看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报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一个常用词。建设创新型国家，拉美国家不提吗？肯定要提。南亚国家不提吗？肯定要提。各个国家都提这件事儿，包括发达国家。美国最近就提出了一个政策，主张利用创新走出经济危机，带动就业。

因此，在这样一个世界性难题中，我们应该了解目标实现的艰巨性，认清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我以为，要在一个国家或者相当大的区域内全面提升创新能力，最大的挑战便是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生态系统。创新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和现象，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说把这个因素改一下，这个地方的创新就多了；也没有一个简单的理论告诉你，说这样做一下创新的东西就出来了。所谓创新的“新”是原来的模式里找不出这个东西来，新的模式才长得出来。有时候一个很伟大的创新可以在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下生长起来，就像你去沙漠，走着走着见到一片绿洲，绿洲上还有几棵大树。但是要成片成片地全面提高创新能力，就必须有一个风调雨顺的生机勃勃的生态环境。有了这样的体系，草也好，树也好，动物也好，才能配合协调茁壮地成长。

    说到创新，在这个系统里有多少组织呢？有研究机构和大学，产生创意的地方；有企业，去试试想法的地方；有政府机构，帮助它实施的地方；有风险投资、咨询公司。所有机构在这个体系里必须各司其职，又配合得很好，一个健康的系统才能使新的想法和资本、技术、市场很好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一批一批新的想法才能通过市场的检验实现市场的价值，从而使得整个社会、整个经济全面创新的能力得到提升。

    因此，中关村做的所有规划，都必须要从怎样打造健康生态系统的角度去考虑。作为系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中关村既有很多的资源，又有很多的积累，在下一步的展望和规划中，我认为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必须要想清楚，政府机构在这样一个良好的创新生态体系里应该起到什么作用。我以为，可以借用一个著名的设计理念“less is more”（少就是多），就是你少做一些事情，最后的效果还很好，如果你这儿也去画一下，那儿也去画一下，最后这个设计反而不好看了。我觉得在创新的生态环境中，政府机构经常要记住的就是“less is more”。在世界创新中心中，多年来大家公认的最活跃的、最可持久发展的就是硅谷。从早期的惠普、思科、雅虎到现在的苹果，许多改变我们生活的伟大的公司在那里诞生。若没有去过，单凭想象，肯定有很多人认为那里是高楼林立，云集各种各样的高科技园、创新区、科技城、招商局，但实际上你什么也看不见。从机场出来，越往所谓的硅谷的核心地区走，就感觉越像我们想象中的退休老人的社区，楼都很低，也没有各式各样的招商和科学城、科学园区、规划区、政府打的大标语。真正的核心区Palo Alto是一个看上去非常安静的小镇，遍布着咖啡馆、餐馆。有一条路集中了世界最顶级的风险投资公司，都是咖啡屋，各种思想、创意就在这些地方交流碰撞。我们都知道雅虎，其实最初就是杨致远和他的同学在斯坦福读电机工程博士学位时，为了完成论文，整天泡在网上寻找资料。后来资料太多，就萌发出把凌乱的网站按顺序整理出来的念头，于是码了一个单子出来，编成了软件，结果流传开来，大受欢迎。之后，他们一边精心打造网站，一边积极寻找潜在的投资者，以进一步发展雅虎，在风险投资家的帮助下，最后做成一个世界著名的公司。从最开始某个人的偶然的一个想法，最终能够变成企业，变成非常伟大的一种企业模式或新的技术，这中间有运气的成分，但绝非偶然。其实这样的创意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中国也不例外。几个学生精力过剩，做一些好玩儿的事情并不少见，但为什么杨致远他们的创意最后会成就了雅虎？我相信这只有在少数像硅谷这样的地方才能做成，其背后的生态系统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借鉴、去营造，去帮助推动。所以，政府在做这样的事情时千万不要总想着以我为主导发展几个大的技术，认为这几个技术一做成，我们的全面创新就做成了。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成功经验。对于做宇航、飞机这样的大项目或许可以，但要全面提升技术的创新能力，这种方法是不对的。因此政府一定要把自己的定位想清楚，记住“少就是多”的道理。

    其次，政府不是什么也做不成，我们有这么多的资源，只是需要引导。政府应该想清楚究竟要支持什么样的企业？在我们现有的体制下，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都喜欢支持大企业，因为大企业上来就有效益，有成果，上来就能看到税收的增加。但是，这对于创新创业来说是一定要避免的倾向，对创新企业而言，应该记住另外一句话“small is large”（小就是大）。美国乃至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讨论。拿美国来说，曾经就有一段时间在讨论究竟是硅谷还是波士顿边上的128公路会成为持续的创新中心。波士顿边上的128公路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兴盛，它与硅谷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曾是鼎立的两个所谓创新中心。美国一些主要的高科技公司都在128公路边设立研究中心。对于这两个模式哪一个最终会持续，哪一个会做得最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当时的理论和预测就不讲了，但事实看得非常清楚。波士顿128做成什么样我不知道，至少现在没人再提它了。现在新出来的东西，比如facebook等，就是哈佛的本科生弄出来的。哈佛就在波士顿，他为什么不到波士顿128，却要跑到硅谷才能做起来呢？这说明波士顿128公路已经失去了它作为创新中心的地位。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我们知道硅谷有一些像苹果、谷歌这样的大公司，但跟128比起来，硅谷的特点是以小见长的，它的创新企业都是从一点点做起来的。除了那几个知名的大公司之外，实际上还有千军万马。但是波士顿128就是几个大公司，而单靠这个是做不成生态环境的。如果我们想要形成适合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就要尽可能去支持小的企业，它们才真正有新的想法，真正有创新的能力。世界各国的公司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即使原来它是靠创新吃饭，未来也不可能持续地创新，它的创新能力必然下降。看看微软、谷歌和苹果公司就知道了。所以，如果想提升创新能力，就要以支持小企业为主，而不要傍大款。

    第三，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创新创业的生态系统，有了资源，有了政策引导，着力点应该在哪儿？钱投在哪儿？投在研究中心、开发技术？还是投在资本上，把技术带到市场？我认为有一个着重点经常会被忽略，就是在技术和市场之间的中间地带。这些中介机构，即所谓的连接点，是需要着重去打造的。正是由于有了各种各样的中介机构，才能使技术和市场的连接更加紧密，做到无缝对接，这对于打造生态系统非常重要。所以，从这些连接点的角度讲，我们有时候说“weak is strong”（弱就是强）。强的东西我们经常能看见，常常说这个研究院很强，这个企业很强，这个投资家很强；但你却看不见连接技术和市场的东西，而它也正是我们的生态系统往往缺乏的东西。北京也好，中关村也好，北大、清华、中国科学院也好，中国最强的技术肯定在这里。另一方面，现在好PE（私募股权投资）有的是，全世界最有名的PE、风险投资都在中国晃荡，相较10年前来说，现在的资本已不是多么重要的问题。但如果只看这两头，你就忽视了生态系统里的连接点。所以，从支持培养生态系统的角度来讲，政府应该多关注这种中介机构。

在硅谷，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像斯坦福这样的学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许多我们熟悉的企业，比如从早期的惠普到雅虎、谷歌，都跟斯坦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斯坦福商学院虽然一无技术，二不直接做市场，但是它能够做教学研究，并且起到整个文化培养上的连接作用。硅谷有不少企业都是由斯坦福的MBA和技术人员组成的团队做起来的。斯坦福商学院提供一系列课程、教学、研究和实践方面的机会，使得那些有技术的学生产生一些商业方面的创意，继而会寻找机会实践自己的创意。而那些有创新创业能力的商学院的学生，也能通过这样的体系寻找到有技术的学生的帮助。斯坦福有一个大的计划，要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商学院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想，光华管理学院在北大、在中关村应该而且也能够起到这方面的作用。我们最近成立了一个创新创业的中心，就是希望整合院内院外、国内国外在创新创业方面的各种资源，推动教学、研究、实践和国际合作方面的工作。哈佛与北大相似，技术上很强，它的专利和可用的发明在世界高校里排名第一，但是这些专利被使用、被商业化的比例非常之低。前两天哈佛商学院的院长来访，谈起哈佛商学院也在做同样的事情，由商学院领头在全校推动，就是希望能够把技术和市场联系在一起，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这也是我们的愿望。

最后总结一下，从中关村的发展角度讲，我个人有三点建议：第一，政府的定位应该从世界的角度看；第二，支持的企业要从小企业的角度看；第三，支持的重点要从创新的角度看。

将硅谷的创业文化带进中关村

北京大学前沿交叉科学研究院教授  陈东敏

我曾在哈佛大学工作15年，2003年到硅谷创办了一家公司，红杉给我们投资8000万美元，后来这个技术开发转让给了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公司——台机电。我本身是一个学者，后来参与创业，现在又回来从事介于学者和创业之间的工作，在做研究的同时还参与北大产业化技术转移，尤其是新成立的产业研究院的事务，所以今天这个论坛对我很有意义。

谈到中关村科学城自然会想到硅谷，我在硅谷生活了7年，对128高速公路也有很深刻的认识。我想，将来中关村科学城很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硅谷。硅谷在世界上非常有名气，全国各地的科技园都想用“硅谷”两个字。那硅谷到底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硅谷是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发源地，特别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半导体、芯片、集成电路、互联网、高科技生物医疗技术、无线通信、清洁能源、云计算等，这些目前主导全球高速发展的产业都发源于硅谷。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个地方没有高楼大厦，没有政府主导，没有大的广告牌，它却能在全球创造这么多奇迹。有人说关键在于风险投资，因为硅谷拥有全世界一半的风险投资商，有很多的人才，而我以为最主要的是它的文化。同样，中关村科学城如果不打造创新创业的文化，这个科学城就很难有大的突破。

    硅谷文化是怎样的？我个人的理解是，硅谷的人都有一种创业的DNA，天生就想创业，或者说是有创业的血液、激情、冲动，而且有创业的执著和为创业奉献的精神，只有这种人才会像早期到西岸淘金一样，纷纷奔向硅谷。这是如何构成的？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周围创业的潜规则，而这些潜规则中国却没有。打个比方，潜规则里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就是尊重你的大脑。我感觉在中国注册公司是非常令人头疼的事。一个创业人士想变成持股人的话，要么得拿专利，要么得拿钱，在中国只允许这两种形式。而在硅谷不需要，比如今天我是创投，你给我讲自己的创意，我觉得你的创意很值钱，所以你占40%，我占60%，或者你占60%，我占40%，我们俩说了算，我出钱注册公司，你就是持股人，钱也不用出，专利也不用拿。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个创意。这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目前中国的政策就不允许这样做，这个禁锢一定要打破。

硅谷创业还有一个潜规则。如果组建一个新公司，发明人以技术股出资，创投出钱，双方会自动拿出20%的股权留作日后吸纳人才。因为毕竟发明人只有一个创意，他既没有做过工程，也没有做过制造，更没有做市场的经验。而创投交了钱就打高尔夫球去了，他不管事，只是每个月来开董事会，别以为他作了很多贡献，其实那是有限的。要把这个创意真正变成技术和产品再推向市场，还需要有工程人员，有懂制造的人、懂市场的人和懂管理的人。为了把他们组合进自己的团队，发明人和创投自然而然会给他们留20%股权。

这种期权制非常好，因为它给你一个拥有股权的机会，而且不用掏钱。我既然参加了你的团队，就会带来机会成本。我本来在苹果公司干得挺好的，现在来和你们创业，工资可能还没有在苹果时高，我为什么来？因为我认为你们的思想很好，有可能成为未来的苹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不用掏钱就拥有了公司的一部分股权，无论是3%、2%还是1%，毕竟它是期权，这对我而言没有风险，我跟着干到公司上市，买的是原始价，这就充分肯定了我带来的价值。而中国的投资商不是这样，他说陈老师你来能不能掏钱？你不掏钱我不放心。我说你不要强迫我的团队掏钱，我们来的时候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个人机会成本。我不能同时做很多事情，必须在几个机会中做出选择。既然我放弃了其他机会来给你干，你就要把我们当成一个团队的组成部分来看待，而不是逼着我出钱，好像这样你的风险就会下降一样，其实即便如此做了也不能降低你的风险。这种现象在中国是很普遍的。所以我一直在倡导实行期权制，否则怎么吸纳最优秀的人与你合作？这对中关村科学城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以此例讲硅谷的文化，就是想说明硅谷的文化是尊重人才的文化，这种文化并不是说政府出台一个政策，造一栋楼，树几个广告牌就能把它造出来的，也不是某个人做出来的，而是整个社会要做。投资人要尊重发明人，创业伙伴之间也要互相尊重，这就是真正的合作。在海外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中国人什么都行，但永远合作不好。的确，如果没有真心实意的合作，这个创业团队是不会成功的。应该提倡一种同舟共济、破釜沉舟的合作精神，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到达彼岸。而鼓励这种合作精神必须要有体制，所以设立期权制十分重要。

    再谈高校创业，可能我讲得极端一点。我将高校创业归纳为几个阶段。一是校办工厂。改革开放初期高校改革，学校里那些不适合做教学、科研的闲置人员怎么办，于是办工厂解决他们的经济来源。后来一些教授、研究员看到市场的机遇就下海了，而且有一大批成功的案例，像中科院联想、北大方正、清华同方。二是所谓的“教授办公司”。教授们有一些发明，但因为缺乏上述机制，他们对别人不放心，就带着自己培养的学生做公司。教授申请国家资源可能比较有优势，所以这个公司可以生存很长时间，而成功的案子却并不是很多。为什么？因为它违背了科学规律。教授要想把一项发明变成产品并不能单靠自己一个人，而需要一些完全不同的人。也许有人要问，能不能自己学会？能，但前提是要花时间，要犯错误。好不容易将想法变成产品，要批量生产了，要造100万个一模一样的东西，怎么办？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能不能学会？当然可以，但还是要花时间，要犯错。产品生产出来后，要上市场了，不懂市场，还得请客、吃饭、喝酒，要搞定各种关系，这些都需要花时间，都可能会犯错误，如此一折腾几年时间就过去了。如今高科技发展周期非常短，甚至企业都认为自身不可能创新，而一定要通过企业联盟才行，更何况我们那些只是初次创业的团队。一个根本就不懂制造，很少有量产和市场经验的老师带领几个学生居然想把一株幼苗培育成大树，是否有成功的案例？有，但是机率不高。

    因此，未来中关村科学城的创业，要注重创业团队的建立，一定要在公司组建的初期就把我们所需要的最合适的、最能优势互补的合伙人一起吸引进来，组成创业团队。这样大家成功的概率就提高了，风险投资人也放心了，有可能投进更多的钱。国外大学提出“技术转移”，“转移”两字很重要，就是把技术转出去，让能做公司的人把它做大，这和“教授办公司”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有资金了；我们的科学发展也很快，积累了一些人才。因此，只要我们把硅谷的创业文化带进中关村科学城，我们相信未来10年会涌现出像诞生在硅谷的苹果、思科、谷歌、惠普一样的公司。 

中关村科学城建设向何处发展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王缉慈

    多年来，我一直关注着中关村的发展，感受比较深刻。我曾在《中关村十年之路》一书中写到“历史赋予中关村伟大的使命”。“这个我国科技实力最为雄厚的地方，这个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源的地方，代表着中华民族最高科技水平和最强创造精神，向国际前沿科技领域及产业领域发起冲击。”我搜集了中关村及其一区多园的各类规划图，从中不难看出，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到北京市新技术产业试验区再到中关村科技园区，对于中关村的规划和研究一直在变化着。

回顾中关村之梦，我们都不免想到陈春先。1980年，他带着硅谷之梦回国，在这里创立了全国第一家民办科技企业，提出要在中关村建“中国硅谷”，建中关村科学城。这是中关村的发端，也是中国IT业的源头。1999年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元年”，因为这一年国务院正式批复，要求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当时划为“一区五园”，后来逐渐扩展至“七园”，如今已成“十园”。

中关村科学城现在的规划，就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科学、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发展重点，搞多个产业技术研究院和特色产业园。而且这个规划制定得非常详细，甚至包含了每个领域都有什么样的平台，要发展什么样的技术。规划中将特色产业园的空间布局叫做“一街两路”——中关村大街、知春路、学院路。这使我联想到传统区域发展理论里的“点轴理论”。但是不是依靠几个点、几条轴就能将高科技发展起来呢？事实上，清华大学科技园并不在这“一街两路”的轴上，而中关村真正创新的顶尖技术大都还是集中在那里。再看特色产业园。知春路沿线以航空航天研究和教学机构密集为特色，而那里的卫星制造厂其实是上世纪50年代放卫星的时候就建立的，现在只不过强调一下而已。规划中提出要建多个特色产业园，还要培育形成4至6家规模超过千亿元的大企业，同时孵化壮大上万家中小微型科技企业，总收入达到万亿元。目标是美好的，但我们将来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值得大家深思。

现在还有报道提到了“拆围墙”。当年北京大学南墙推倒是为了建商业街，而最近这次“拆围墙”，有好几个地方是由于围墙占了土地，所以要把墙拆掉建高楼，这也是建设中关村科学城的内容之一。但并不等于说拆了围墙后各个大学，或者是相关的专业、产业就合作了。我们要仔细想想现在为什么要拆围墙？有墙和无墙区别究竟在哪里？刚才蔡教授讲了中介机构的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要发展高科技，要技术创新，发达国家的经验就是要不同学科的交叉，不同产业（包括传统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融合。

再说产业技术研究院。看到中关村科学城将有这么多的产业技术研究院出现，我非常兴奋，但也在担忧，中关村到底是以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和文化教育为主，还是以工业和制造业为主，或是以生产者服务业为主？这个问题多年来始终没有搞清楚。前几天我参加了“创新驱动与北京城市发展论坛”。其间有位教授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北京市到底是发展制造业还是发展服务业，抑或是发展文化产业？现在亦庄开发区是发展制造业，但诺基亚若是走下坡路，整个亦庄制造业到底何去何从？北部的未来科技城，据说是要打造成北部的亦庄。而中关村现在是建立产业技术研究院。我们知道台湾有一个工业技术研究院（工研院），它就是和台湾的工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产业技术研究院需要靠近生产，结合产业的发展。面对现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制造业发展迅速，亟须升级的情况，我们的产业技术研究院该怎么做？尤其是我们的科技和产业怎样联系？这主要还是制度问题。

其实中关村这些年也有很多的发展，有很多的共享。正如我在关于科学园区的文章中提到的，创新产生于技术和知识的共享。共享实验室、共享专业设备，还有思想交流、人才流动、研究合作这些都很重要。

谈到这里，我不得不说起一本非常重要的书《Technopoles of the world》。它是1994年由两位很有名的规划学家写的，后来被翻译成中文叫《世界的高技术园区》。其实这本书里的内容恰恰是说发展高技术不一定要建园区，而要回归它的母体，就是创新环境。但当时为了得到科技部的资助，便加上了“园区”两个字。Technopole的翻译应该是“高技术极”或者“高技术中心”，这里面的创新环境是什么呢？创新环境最重要的是企业和企业之间，尤其是相关的企业、相关的产业之间、相关的产学研之间的合作。书中在关于科学城部分的最后一段有三句话，第一句是说通过空间上集中资源和机构能获得什么样的科学增加值？第二句就是是不是可以把现在已经有明显分离的科技和生产力再联系起来？我觉得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北京或者中关村地区的这些大学和科研院所以及相关行业、相关专业领域的研究机构，它们之间是不是能够联系在一起，这是科学城建设的最关键的问题。这些年中关村联合体和学院路共同体在教学互动方面就一直在努力做尝试。第三句话是说有可能会造成科技和区域发展的分散化，诸如莫斯科郊外的科学城。我认为这三句话对我们今天建设科学城是有借鉴意义的。

    在中关村科学城详细发展规划里还讲到了实验室、工程中心、基地建设等等。我记得湖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梁宋平曾在2011年6月的《科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是关于科研异化和过度行政化的思考。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现在大学和科研院所里面出现了一种头衔热，比如说“长江学者”等，种类繁多，数不胜数。另外一个就是单位的头衔，比如说什么重点实验室、什么基地，这次中关村科学城里便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头衔。梁宋平说这些头衔都是符号资本。我则把那些基地之类的头衔叫做区域符号资本。得到了区域符号资本就可以圈钱，可以有功利，可以升官，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和资金。它对于创新是一种障碍。梁文中还讲到需要慎重思考大兵团、大规模作战的模式，就是越强的实验室越有钱，越强的基地就越给它钱，大兵团作战，这方面的负责人就变成了富翁。但是，对于小课题组、小实验室，或者是有创新创意的则可能拿不到资源。

    正像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周长辉教授最近在浦江创新论坛上的一个研究报告里所写的，有些制度会诱拐企业走向斜路，比如说要去炒房、炒股，或者是去赌博，由于出现了资金断裂，就产生了高利贷危机。诸如不恰当的评估体系之类的制度就会诱拐科技人员，或者诱拐有好的创意潜力的人员去为了短期的功利做一些事情，而不去做技术创新。所以还是需要对真正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和人员进行培育。 

生物新技术的发展方向

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  常智杰

    众所周知，DNA双螺旋结构模型的提出是上世纪生命科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它对世界产生的影响非常之大，可以说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技术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今天给大家讲的几项技术就是基于以往技术的生物技术新的发展方向。其中有些可能刚刚萌芽，有些已经开花结果了，但还在蓬勃发展着。

组织工程技术。简单地说，就是拿一个现在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的小盘子，把我们的细胞放在里面培养，从而可以将你生命的一部分进行体外扩张。美国科学家就曾经运用组织工程技术，成功地利用患者的细胞培植出了人体膀胱。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突破。过去科学家们多是基于“组织”水平的培养，比如培养一点皮肤、一些结膜，而“器官”的水平不光是细胞的组合，还要有细胞的功能，有细胞的收缩和神经的支配，是各个组织的累积。我们期待着有朝一日还可以利用这项技术做出大脑、肝脏、肾脏，如果做到这一点，我们以后得了病就不怕了。比如说胳膊坏了，到医院拿了你的细胞，就可以重新培养一只新的胳膊换上。

现在还有一种方向，叫做生物机械制造。就像过去在机床上加工零件一样，现在的科学家可以做到生物制造，就是照着一个人的模子，比如说你的鼻子有问题了，就把每一个细胞用机械制造的办法进行三维排列，照着你的鼻子再造一个。让细胞变成自己想要的组织结构，这就是生物机械制造技术，它在细胞培养时期是无法操作的。虽然这种技术现在还不完美，但它是一个方向。清华大学有几位教授已经在这方面追赶世界的新潮流。

最让人振奋的是，最近英国科学家利用细菌细胞的DNA分子创建了数字设备的基本组成部分——生物逻辑门，在成功研制生物计算机方面又向前迈了一大步。也许在未来，微小的生物计算机可以在我们的身体里漫游，监测健康状况，如果发现任何问题及时纠正。这个计算机不用电，给它喝点糖水就行。我把这些都归结为组织工程技术，它是利用细胞的特征来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人机工程技术。主要是针对大脑、基于电子、计算机信息和生物脑科学的交叉学科。我们在很多电影里看到审问特工的情景，他不交待你就无法知道其脑子里的信息。但现在脑电接口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将来在脑袋上插一根电线，不管你说不说，通过计算机就知道你在想什么。

    人机工程技术一个很大的用途就是神经修复。残疾病人的双手不能动了，但是他的思维很活跃，便可以通过这种技术将他的脑电波提取出来。比如他想给朋友打电话，脑子里只要想这件事，计算机就可以帮助他实现。目前，清华大学研究人员已经能用脑打手机了，比如我想拨13425，盯着键盘看，用脑子一想，计算机就可以帮助你拨出去。当然，这里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但都是非常前沿的生物学问题。

    合成生物学。美国科学家最近用化学的办法合成了一个原始的细菌。虽然仅仅是原始细菌，但是它代表了一个方向，将来我们的生命科学，就有可能发展到在计算机里设计一个蓝图，按照自己的构想用计算机合成后代。

    单分子显微成像技术。显微成像技术现在非常发达，特别是在医学应用上，原来主要是X光，后来又有PAK技术。现在给病人诊断，可以看他的分子，从而准确地知道他的病症是什么，在哪个位置，然后进行修复。

    干细胞与克隆技术。实际上干细胞的概念就是我们跟上帝抗衡。按照自然规律，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渐走向死亡。但我们现在的人不想死怎么办？就要返祖。在细胞里已经发现了返祖的现象，这种现象就叫干细胞的定向诱导。让一个已经分化的细胞回到以前，就是让一个老人回到他的童年。包括美国、日本等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把这项技术作为重点投资的方向。我国对此项技术也很重视。克隆技术也是一样，比如女同志想保持青春美丽，现在就可以取小米粒大的一块皮肤，把细胞克隆出来繁殖，最后再放回去，脸上的小凹陷就平了。这项美容技术现在已经应用了，是最简单的一项克隆技术。可以想象，既然细胞可以克隆，那么无穷多个后代将来也可以克隆出来。

遗传修饰生物——基因工程技术。遗传工程发展后，我们可以对DNA进行剪切，可以任意修改DNA，这项技术已经被应用到我们的生产生活中，比如转基因植物和动物。常规育种解决不了革命性的问题，比如我们过去吃的植物中没有动物蛋白，现在就可以把动物蛋白放到植物中去，植物长出来以后，它的成分可以和哺乳动物的一样，这项技术社会价值非常大。现在我们已经制造出了很多遗传修饰动物。打个比方，在未来，若一个人的心脏出了问题，就可以马上拿一头转基因猪的心脏换进去。

目前美国用转基因技术种植了很多植物，包括玉米、棉花、大豆。这些转基因生物长得很好，既抗病还好吃。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要改变生物安全性的问题，提高它的品质。当然也有一些人争论，说转基因技术到底安全不安全，这些转基因食品吃了有没有问题？我以为，转基因技术没有反转基因人士说得那么不安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但必须承认任何一种科学都是双刃剑。当然，存在质疑有益于推动这项技术的完善。

    纳米生物学。纳米和生物一旦结合就有很强的力量。人们生病本来吃一点药就够了，但现在为什么还要吃很多药，就是因为药物在人体内到达不了有效的部位。纳米技术和药物分子结合以后，通过靶向就可以把药送到特定的部位。比如肿瘤病人需要化疗，便可以把肿瘤药和纳米技术放到一起，这样药物就能直接抵达病灶而不会给其他部位带来副作用。

    基因药物及治疗。2006年美国科学家因为发现了RNA干涉现象获得了诺贝尔奖，很多公司也都在利用RNA干涉技术治疗一些疾病。其实大多数的疾病都是因为人体内的基因调控发生了问题，这时用一个小分子把这个调控恢复回来，病也就好了。随着基因工程技术发展，基因药物应运而生。还有一件更让人激动的事情就是基因治疗。基因治疗的概念已经提出多年了，也曾经历过冬天，但现在美国的基因治疗又有了新的进展。一位小女孩得了先天性免疫缺陷症，如果不治疗肯定活不过10岁。美国科学家把她先天缺陷的基因校正回来，如今她已经长到了17岁，成长得非常好。

上述这些都是新的、前沿性的生命科学的技术，面对这些正在蓬勃发展的技术，我们怎么办？这些技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听起来不可思议、很荒谬的事情，而这个荒谬的事情就是知识创新。所以说创新是发展的基石，这十分重要。

        创新已成为世界潮流，但我们究竟该怎样做？中关村开始拆围墙，这不由让人想起了中国近代剪辫子运动。把辫子剪掉，这只是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思想的革命，我们需要将思想革命贯穿到整个工作中，包括我们的基金评审和项目申请。在硅谷只要有一个创新的创意就可以发财，而在中国则行不通，因为我们不注重思想的革命。我们只看实效，包括教授的评审，经常是看他发表了多少篇论文，发表在什么杂志上，杂志的评级高低代表着你的创新性的高低。为什么中国近代没有重大的科技发明，包括最近呼声很高的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最后还是没有得诺贝尔奖？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我们的思想革命不够。我们做的事情要么是别人也在同时做，这在新药创制的大项目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要么是模仿别人做好的东西。当然在一定的时期模仿是有必要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各方面的条件改善了，就应该想着创新，用创新的革命促进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