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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言》2012年第3期：大学责任——传承与创新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http://www.mmzy.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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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27
编者按：2011年底，由民盟北京大学委员会、民盟清华大学委员会和民盟北医委员会主办的第六届“民盟高教论坛”在北大医学部举行。本届论坛以“大学责任”为主题，与会专家学者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大学责任”进行了深入探讨，共同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建言献策。现将发言内容摘编如下。
大学的创新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 王光谦
大学的职能首先是创新。我对我国大学目前的创新能力持怀疑态度。前不久有一部电视剧叫《裸婚时代》，剧中的年轻人被房子、教育、医疗“三座大山”压着， 20多岁的人活得像40多岁，何谈创新？还有体制问题，当投资一个亿去搞房地产开发很快就可以赚3亿的时候，当一位老太太买套房过两年房价就能翻一倍的时候，没有人会去搞创新。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100年前，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历史背景下，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建立了”，这就是说，我们的大学，尤其是清华大学，自成立之日起，其责任就是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等联系在一起的。清华大学坚持科学救国的理想，倡导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治学方法，一批学界泰斗潜心治学、精育良才，形成了名师荟萃、鸿儒相映的盛况。清华大学还秉承“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传统，恪守“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弘扬“行胜于言”的校风，培养了17万名优秀人才，其中涌现出一大批学术大师、行业人才、治国栋梁。就今天的主题来说，就是大学始终担负着民族复兴的责任，大学的命运始终与国家的命运相一致。总书记的讲话还指出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提出了高等教育质量提高的内涵和要求。从总体上看，我国高等教育还不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明显的差距。所以不断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的各项创新之中。
谈到创新，不能不说到钱学森。钱老生前最后一次系统的谈话就是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医院，钱老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有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钱老说，加州理工大学之所以能够培养创新人才，首先是因为“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这就是钱老关于创新的论述。他提出了问题，又给出了答案。我认为，这应是我们大学精神最重要的一部分。
创新要有制度上的保障。大学要创新，要从完善现代大学制度上做起，包括大学校长的遴选，教授的晋升和地位，科研和经费的自主权，自主招生、自设专业、自授学位、自定薪酬的权力等等。如果这些做不好，就不是一个现代的大学，谈创新、谈大学的责任，我看是不可能的。创新成果一定要社会共享。斯坦福大学有关于创新的一系列制度上的安排，他们专门有一个知识产权办公室，如果是国家支持的成果，15%归国家，剩下的分成三份，学校、团队和个人各三分之一。所以那里弥漫着一股创新的精神。我们没有类似的制度安排，如果你敢把一项成果给别人用，首先就要调查你是不是盗用了单位的什么东西。等你说清楚了，你的成果也落后了。实际上从全社会的角度理解，这个成果是你用了还是我用了，只是一个利益再分配的问题，但不用是社会的损失。
大学的创新更重要的还是创新人才的培养。我举几个例子，首先是乔布斯。乔布斯是私生子，母亲生他的时候23岁，自己无力抚养，只好把他送人，但要求收养的人必须是大学毕业。最初收养的人是通过中介谈的，没有见面，人家希望要一个女孩，就没谈成。最后找到现在的养父母，他们是工人，高中都没毕业。乔布斯的亲生父母说，你们要保证让我的孩子上大学。乔布斯的养父母是靠收购旧汽车、倒腾新了之后再去卖来谋生的，所以乔布斯7岁的时候就能拿着锤子上去敲打汽车。他本人对电器有很大的兴趣，当时正赶上电子行业大发展的时代机遇。他上的是美国收费最贵的理科大学，为了让他上大学，父母从好房子搬到破房子，他于心不忍，所以第二学期就不交学费了。学校却依然让他在那里吃住，不交学费听课一年。后来学校教授的课程满足不了他的要求，他干脆连学也不上了。乔布斯一辈子吃素，坚信东方的审美主义，一个礼拜洗一次澡，身上臭得不行，办公室的同事无法忍受，他的第一个老板让他晚上来上班，错过他人是白天上班的时间，非常包容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家庭的影响、父母的承诺、本人的兴趣、时代的机遇、大学的包容、执着的追求等各种因素是如何成就一位创新人才的。
再讲我的老师钱宁院士的例子。最近30年的黄河治理是按照钱先生的研究成果进行的。黄河有16亿吨泥沙淤积在下游，使河床高出地面13米，开封铁塔那里三年两决口，一百年一扫荡，北到天津，南到南京，都是它扫荡过的，原因就是泥沙多。黄土高原有45万平方公里的流失面积，要把这45万平方公里都治理好，投入就承受不起。钱先生提出，只需要治理7.86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因为它是造成黄河淤积的粗泥沙的来源，而黄河泥沙淤积主要是粗泥沙造成的。钱先生的发现的可以追溯到1972年，当时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人员在黄河下游考察时发现了一座唐代的古墓，打开一个剖面，钱先生看到之后发现淤积的都是粗泥沙，而没有细泥沙，由此推断出对黄河下游淤积起决定作用的是粗沙沉积，这样细泥沙来源不用治理了，只治理粗泥沙即可。这是创新的一种方式。
创新还需要一个净化的环境，不仅是要宽容、自由，还要去掉扭曲的功利主义，更重要的是重塑学术诚信。我觉得诚信是我们创新和大学培养人才的基础。而不诚信的主要表现则是编造数据，抄袭或者是不当引用别人的成果。现在缺乏一个规范的处置方法。2011年院士评审，很多人栽在此处，有的仅仅是十几年前偶然的小错误。问题何在？在于我们对诚信的理解不深刻。我们的学生甚至不知道什么叫抄袭。我对他们讲，抄一句话就是抄袭。现在经常有一些教授说是学生抄的，自己没有责任，这是完全错误的。
回归基本责任：大学应当是崇尚知识的场所
北京大学教授 陈晓明
我谈谈大学的基本责任，就是作为教师，面对学生、面对知识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这是一个很普遍的、很基本的问题。对于大学来说，如果失去了这么一个基本的责任，其他的责任诸如治天下的责任、为社会服务的责任、振兴民族学术的责任、承担社会良心的责任等等，都可能变得非常空洞。如果大学不是一个崇尚知识的场所，那么一切的创新都将是不可能的。
今天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作为教师，对这个问题深有感触。我是教文学的，文学是无用之学，学生对文学是什么态度？据我了解，情况非常不容乐观。这是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现今的普遍情况。大约两年前，南方一所非常著名的大学搞改革，就是大学一二年级设文理两个平台，不分专业，到三四年级再选专业。结果选文学专业的学生有70个，而往年是招200个左右，选历史专业的有4个，选哲学专业的有3个。学生眼前所见的就是学历史、哲学没有用，学文学可能还有一点用，可以给领导当秘书。
我是77级的学生，学的是文学，当时如果不让我学文学，而是录取到其他专业，我可能就不上大学了。当时选择专业完全是出于对这门知识的爱好，如果学其他专业我觉得非常痛苦。时间仅仅过去了三十多年，情况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学理工科的孩子越来越多。但是这些孩子是不是真的愿意学理工科，学了之后是不是就从事相关专业的工作？前年我和智联招聘的总裁在央视做节目，他和我谈到一个现象：大学生毕业后专业不对口率超过了72%。可以说，这种情况对学理工科的同学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他学了划分很细的专业，但是毕业后做不了与专业相关的工作，而是改行做其他的工作。这种状况使很多同学感到困惑，即使想回过头来学习，但是拿起书就放下了，因为已经失去了学习的兴趣。虽然在初中、高中和大学阶段有一种对知识的渴望和热爱，但是现在很难再找回来了。这个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对于人文学科的学生来说同样面临着一个很困难的境地，我知道很多大学的哲学和历史专业的第一录取率不超过30%，即使招进来的学生大部分也对所学的专业没有兴趣。一些学生只好选择调剂专业，调来调去都是考虑将来的就业，却不考虑自己的学习兴趣。今天我们还能说，学生上大学是出于热爱知识吗？如果大学不能成为年轻人崇尚知识的场所，那么大学还能做什么？它还能够承担什么责任？
大学应该是求知的场所，青年人应该是出于对知识的热爱来这里求学。当年蔡元培先生对进入北京大学的学生说：“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这显然是深受德国洪堡大学的影响。蔡元培先生后来的很多思想和理念都是深受洪堡大学精神的影响，他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当年执掌北大时，他认为：大学就是崇尚知识的场所，汇集学问的场所，至于学了之后对社会有什么用，这是另外的事情。这个首先是根本。
进入现代，整个社会的发展，不管是社会的变革进步、人文的教化、科学的革命、社会的民主，都依赖大学提供价值观，依赖大学培养的人。但是，这一切的根本在于，大学应该充满了对知识的崇尚和热爱。如果把大学变成一个功利的场所，学生觉得上了名牌大学就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上了大学就能够有职业、有饭碗，这是很可怕的事情。现在各个大学都争相标榜学生的就业率，有好事者也列出了大学制造富豪的排行榜，这作为大学招徕青年学生的技术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此风确实不可涨。我们要思考如何去激发青年人对知识的热爱。大学能够创造好的知识，学生能够在这里学习和交流好的知识，这才是大学最根本的存在依据。现在大学变成一个职业培训机构。其实大学也面临很大的压力，每年近700万学生毕业，社会不可能提供那么多的就业岗位，一年一年的累积，工作越来越难找。结果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学生抱怨学校和教育部，学校又为了就业，不断地修改专业，把一些专业砍掉，大幅开设实用专业，但是社会的变化发展有时候并不是人们能预计到的，所以改来改去最后严重伤害了每一个大学自身的传统和发展方向，也妨碍了学科建设。毫无疑问，这既不利于大学的创新，也不利于知识的创新和技术的创新。这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需要现在做很多纠偏的工作。中国古人在这方面有很多思想，就是那些人文的思想、人文的精神，我们今天还是可以重温的，通过大学加强学科教育把它进一步渗透下去。我们常引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句话，实际上这句话的后面还有内容，就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就是说，一定要有对知识的热爱，这才是根本的原则。如果没有这个原则，大学其他的东西都不可能立起来，就没有学术思想的自由，也没有知识的创新。因为知识的创新根源于对知识的热爱，只有对知识的热爱，能够着眼于对知识不断的、无止境的探求，发自内心去探求，才会发现问题。所以，对知识的热爱作为学术创新的根本，其实包含着很多内在的爆发力，包括我们说的学术自由。我们以为学术自由是靠别人给予的，期盼有一种学术自由的环境和风气，其实学术自由的环境、学术自由的力量和可能性是靠自己激发出来的，是出于自己对知识的热爱，出于所有的学生、所有的老师对知识的热爱。学术自由是大学的根本，也是大学精神重要的依托，它同时也扎根于对知识的热爱之中。
法国一位很有名的哲学家写过一篇文章，叫《职业的未来与无条件大学》，其中谈到了现代大学的精神。他认为现代的大学应该是一个无条件的大学，这个无条件的大学意味着提问的无条件性，可以提任何问题。现代的大学在什么意义上是一个好的大学，是一个无条件的大学？就是在这里既可以发表最好的见解，也可以发表最糟糕的见解。这当然需要有宽容，没有宽容就没有学术自由提问的可能，但是根源是对知识的热爱，只有对知识的热爱，我们才会对知识有一种敬畏和尊重，才不会以一己之见、以个人对知识的垄断来建立学术的某种霸权，而是能够兼容并蓄，能够进行对话。所以，如果没有对知识的热爱，我们不可能有学术的自由，也不可能有学术的创新。
今天如何能让大学重新成为一个知识的场所？这确实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们现在不断地鼓励学生学好本领，服务于国家，服务于民族，服务于天下，承担起社会责任，但是唯独忘了他本身是否对知识有兴趣，在大学里是不是能够真正作为一个好学生，而不是考多高的分数。其实，一些考分非常高的学生平常不读书，没有兴趣读书，这种情况很普遍。如果我们的学生没有对知识的热爱，怎么去期盼知识创新，期盼出大师，期盼承担起民族的重任，期盼他们治国、治天下？当今社会的价值观是向权看、向钱看，权钱成为社会绝对的崇拜，整个社会极端功利主义，这让我们怎么去重建大学这个崇尚知识的场所？
我认为：大学本身应该是知识创新的场所，只有如此，才能激发青年人的求知欲。大学应该是崇尚知识的场所，知识又成为创新的基础，这是互为博弈的，而不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在历史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微小的创新的可能性露出来，我们要抓住这些微小的可能性。教师具有创新的可能，才能引领学生对于知识的热爱，比如说哪一门课能够提供新的知识，能够吸引学生，能够诱发学生对知识的好奇心，这样对知识的热爱才可能产生。
大学应该去行政化、官僚化。青年人在大学里应该感受到知识的尊严。事实上如今知识在大学里是贬值的，在大学里地位最高的不是最有学问的人，也不是那些科研做得好、书教得好的人，往往是官衔最高的人，这是我们的体制造成的。
大学应该有更多的人文修养的课程。通过这些人文修养的课程来提高各学科学生对知识的热爱，理工科、人文社科本身都是这样。
大学应该以学生为本。现在强调大学要以科研为本、以教学为本、以教师为本，但是以学生为本强调得不够。西方的大学非常强调这点，尤其是以本科生为本。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做很多的工作可做。
学术的尊严及重拾大学的责任
清华大学副教授 李曼丽
小时候我非常希望自己长大后能成为一个幼儿园的教师，后来幼儿园的教师没做成，而是成了教育学院的教师，终归我是非常热爱课堂、热爱教学的。但是最近几年的一些所见所闻让我感到非常沮丧，尤其是听到有教授说要让学生挣到四千万再回来见导师，有教授说自己是开着宝马去上课的，一流的教师就应该是这样的，既能挣钱，又能上课，最末流的老师是上课。可是我恰恰认为，作为教师，教好课、培养学生是最重要的。
我今天谈的问题主要是学术尊严。首先，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上述现象已使教师的尊严或多或少受到伤害，所以要把这个话题提出来，看看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其次，学术尊严在大学或者社会是怎样得到保障的？让我们重温一下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些说法。最后，探讨在当下大学的责任究竟是什么？因为在思考大学责任问题时，不同的时代都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两位大学校长，一位是百年前的大学校长蔡元培，一位是当前媒体上很关注的朱清时校长。蔡元培曾经是北京大学校长，他一生辞职了27次，因为政见的原因，因为教育部干涉独立办学的原因，他4次辞过大学校长的职务。朱清时是中科院院士，著名科学家，曾经是中国科技大学受人尊敬的老校长，但是他现在为筹办南方科技大学，为争取自主招生、自授学位这些真正的办学自主权而经受着种种煎熬。这是百年前的事和百年后的事，两件事情都是说我们如何去争取大学独立的办学自主权。在这个过程中学术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学术的尊严到底在哪里？两位校长其实都是在为学术的独立、自由，学术的不容亵渎、不容诋毁的尊严在做努力。学术尊严对他们而言是值得追求的目的。我们今天在讨论大学职责或者大学责任的时候，是不是应该重温一下这个话题？
首先，什么是学术尊严？大学作为独特的社会组织，是一个探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大学应该回归到这样一个基本的责任上来。大学是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教师和学生构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为研究某种学问而自愿结合起来。我们经常说大学的职责或者大学的功能是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而高质量的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和社会服务，都是以高质量的学术为基础的。学术是大学的本质。学术尊严包括学者的尊严和学生的尊严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维护学者的尊严，要坚持学术的自律，要有学术责任，要做学术的守门人，要坚定地坚持学者的风范，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解惑，这是一个大学的学者从事的社会角色应有的规范要求。另一方面要维护学生的尊严。那么，大学里如何维护学生的尊严？现在，大学成了一个职业培训场，学生是把大学作为一个就业的跳板。当年提到大学要培养学生的时候，是把他们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去培养的，培养他们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具有灵敏的鉴赏力，有率直、公正、冷静的头脑，待人接物有高贵、谦恭的风度，有广博的知识等等。知识会赋予一个人这样的教养，包括丰富的知识、开阔的视野、公民的意识和高尚的人格。现在社会上有人称教授为“叫兽”，就是整天提着包到处演讲、到处赚钱，还有把教授叫“禽兽”的。因为学者们自己做事的方式超越了其应该秉持的基本特点，使其在社会上的尊严大打折扣。孟子说“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这句话让我们思考，作为学者我们的所作所为有哪些不对的地方，作为学生哪些应该坚守的东西没有坚守住。
第二个问题，如何保障学术尊严？从大学的历史来说，保障学术的尊严要做到两点，第一是寂寞，第二是自由。这是洪堡先生提出来的。寂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学、大学的学者、学生要耐得住寂寞，才会有学术尊严和学术自由。其有三层含义：一是大学应该独立于国家的政府管理系统，独立于一切国家的组织形式；二是大学应该独立于社会经济生活，不能被社会经济生活牵引或者绑架。洪堡曾说过：“当科学似乎多少忘记生活时，它常常才会为生活带来至善的福祉”；第三是对教师和学生的要求，教师和学生应甘于寂寞，不为任何俗物所干扰，完全沉潜于科学。自由是相对于政府和社会组织而言的。首先，国家应该利用其权力，防止大学封闭、僵化的倾向，以此促进科学的发展。例如，大学里聘任一个教师，过去经常是导师把自己的学生留下来，近亲繁殖，久而久之就会僵化。所以，政府和国家应该提出要求，打破僵化。第二是教师的自由，教师应该不受国家约束，不受种种利益牵制，而完全服从于科学的内在要求，自由自在地进行科学的探索。教师的学术自由和发表自由，不应该以牺牲他的职业安全性为代价，比如说国家应该有教授终身制的政策，来保证教授作为学者的自由。第三是学生的自由，洪堡曾经说过“听课径可偶尔为之”，而我们的研究生一个学期甚至选十多门课，根本没有时间去消化、吸收和思考问题，更别说学习高深的学问。洪堡说，自由是必需的，寂寞是有益的，这两点应该是大学立校的依据。
再来谈大学的责任。在讨论当下政府与大学关系问题的时候，需要看看国外政府和大学的关系是如何处理的。欧洲大陆基本上是教授与国家官僚机构相结合的平衡模式。一方面，大学的讲座教授有很大的权力，全面负责预算、设施、人员、科研和教学，直接对各州的教育部负责。学院是咨询性质的，大学是学术评议会，校长象征大学的崇高学术地位。另一方面，州和国家有比较大的权力。所以欧洲大陆模式是两头权力比较大，是靠这两者来维护它们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在德国，学术权力主要在教授；在法国，学术权力主要在学院和系，它们有经费权和人事权，大学的权力比较小，学区和国家教育部的权力也比较大，国家教育部对大学的管理结构、课程、学位要求、任命教师程序比德国管得还要多；英国大学是在国家体制中的自治，国家不会太多干涉学术研究，系和学系有一定的权力，最大的权力集中在理事会和评议会、副校长。总的来讲是国家给钱，不干涉具体的学术事务，不过多干涉人才的培养、考试、科研的事情；美国大学的模式是一个分散控制和市场控制的模式。联邦政府给各大学的钱是非常少的，它通过一定的经费资助来引导大学的研究方向，但是经费非常有限。所谓分散控制主要是州政府会做出足额的预算、审批，州政府来规定大学的自治权，系、学院和大学非常相似于我国的大学体制。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了大学和政府的九大关系：（1）政府是公立大学的举办者，我们实行国家、部门、地方分权管理大学，所以有“985工程”、“211工程”；（2）政府决定大学的办学方向；（3）大学的设立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都实行国家许可制度；（4）政府决定大学的基本体制，即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5）大学的办学经费实行国家拨款、学生缴费、社会服务三结合的政策；（6）大学校长实行政府任命、组织部门管理的制度。大学校长分别由中组部或省委组织部管理；（7）大学的专业设置接受政府的宏观管理，设多少个专业、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都是国家来管的；（8）大学实行计划招生制度，接受国家调控；（9）大学文凭实行学校和国家两级资格管理。
回到学术尊严的话题，从社会问责这一角度来说，政府和社会向大学投资，对大学教育不予管理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理念下，中国的大学和政府究竟是什么关系？这种关系对大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怎样理顺这种关系？其实这些问题在国家的中长期教育规划里都提到了，即我们要创建新的大学制度。大学要成立理事会，是什么样的理事会？这个理事会是大学最高的决策机构吗？如果是大学最高的决策机构，跟教育部又是什么样的关系？理事会可以任免校长吗？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都需要加以明确。我觉得在未来的5到10年中，必须采取一系列政策，大力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否则大家讨论的问题是难以解决的。
大学医学教育目标：务虚与务实的矛盾和统一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副院长、北大医学部教授 沈 琳
大学医学教育目标，当然是怎样提高医学教育水平。从务虚的角度来说，我们现在的医学教育水平用国际标准来衡量，到底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从务实的角度来说，大学医学教育能不能适应目前国内的需求？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承担了社会责任？
首先是务虚。在亚洲地区，我国大学的排名都是在10名之后。亚洲排名和国际排名采用的评价体系不完全相同。国际大学排名的评价体系包括学术声誉、引用率、师资力量、国际学生的比例、国际教师的比例等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学术声誉，包括学术成果在社会中被利用或者是改变社会行为的价值，你所做的事和培养的人在国际上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和地位，包括一些国家的领导人、非常重要部门的领袖。还有就是引用率，现在大家都争着在SCI上发文章，到底你发的这些文章有多少被别人引用或者转化成应用价值。这两点的权重占到了60%。当然还有师资力量等其他一些方面。再看看美国的评价标准，也无外乎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质量评估，也包括研究成果、人的培养，还有科研活动。科研活动主要是从科研成果以及科研经费方面来衡量；还有是学生和师资力量，师资力量的权重降到了10%，因为美国大学是比较开放的模式。亚洲的大学排名和世界其他地区不同，因为考虑到了语言的差异，还有大学在地区的价值，所以更反映出了真实的价值，但与国际排名的差异还是比较小的。
再说务实，我们的大学能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就医学教育来说，从解放初期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医学教育模仿苏联模式，因为那时候是急需解决贫困和医疗问题，所以医学教育发展实行专科化、短学制，针对性非常强，就是要培养应用型的医学人才。1998年开始了大学合并，许多医学院校整合到了综合性大学。根据2010年12月份的统计，我国有163家医药院校，专职教师近10万，在校研究生近13万，本科生就不知道多少了。教学还是延续着传统的模式，教学活动大型化、课程安排长程化、教学模式单一化。众所周知医学生学习非常辛苦，大部分学校所采用的是封闭型、权威性、记忆型、终结性、以“教师教室教材”为中心的注入式、填鸭式教学方式，把学生大脑里所有的语言细胞和记忆细胞都占满了，如此还有可能创新吗？以大班讲授、分组试验、实习的传统方法来安排教学活动。此外，基本上都是理论教育，包括现在的八年制，非常优秀的学生最后也被填鸭式的教学牺牲掉了，因为他们要经过6年理论知识学习，而这些理论知识很多在现实中是没用的。
医学教育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定位在培养高素质的学科性或研究型人才，以研究生教育为主体，这也是我们现在医学教育中做的比较好的方面；第二层次定位在培养高素质的学科型和应用型或者是二者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其中一小部分人的培养在大学完成，绝大部分是在继续教育中完成，目前的大学教育能够满足这个层次的需要；第三层次是本科教育和专科教育，培养应用型人才。我们的大学在这方面做的不好，主要是由于社会评估体系和价值观的影响。现在的晋升评价体系中非常重视科研论文，医生只会看病没有用。我母亲曾是基层医院的医生，每天的工作就是给病人看病，她们那代人非常敬业，没有任何生存压力，兢兢业业地工作，因为国家给工资，大家的收入差别非常小。现在医学专业的毕业生还愿意再到那里吗？基层医院的医生每月挣两千多块钱的工资，没有任何的晋升可能。再举一例，前不久参加北大医院一位教授的追悼会，他是非常著名的教授，从不写文章，只是看病，带学生，带住院医生，甚至到80多岁自己生病了，还从手术室坐着小轮椅给病人看病。他几乎是医学上的一个多面手，一个活字典。但他却不是博导，住在两居室的小破楼，即使他患强直性脊柱炎几十年了，也还要爬三层楼。我看了这一境况心里非常难受，如今再那样做医生，谁都不会干。医生必须写文章，必须要晋升职称，因为这样工资奖金才能高一点。
上世纪初，我们国家的西医刚刚启动，主要着眼于社会需求，比如怎么治疗一些疾病，所以医学教育都集中在怎样解决具体问题。但是今天的情况不同了，医学和其他的自然科学不一样，因为每个人作为一个个体，不是孤立的，受到外在的气候、环境等的影响，我们的健康不是指我们个体的健康，还包括社会的健康、地球的健康。这里是一个公共卫生体系，要解决这个体系里的问题，再靠传统的教育模式不可能了。大家都已看到了这个问题，都在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在这方面美国做得比较好，但是也未必像大家期待的那样。这种新的教学模式和以前有什么不同？以前的教学就是给学生上课，是知识灌输型的；而现在首先是人的健康需求、整个的健康体系需求，有了这些需求以后，再去设置某一目标，体现的是一种能力的培训。随着大家对人、环境和对医学的认识，要求我们更加注重能力的培养，主要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课程设置优劣已经变为次要的了，因为通过课程灌输的知识进入到应用阶段的时候很可能过时了。这一点特别需要我们在医学教育中深思。
再看健康需求和公共卫生体系的需要。为什么要建立这种体系？因为存在国家之间与健康、卫生相关的新技术、新方法的知识专属壁垒，要保护知识产权，但是在医学领域，面对人的生命，我们特别不主张国家之间存在知识壁垒。只要是地球人，面对疾病人人平等。新的健康问题的出现，新的感染、环境污染风险的增加，与原来的模式完全不一样了。艾滋病以前是没有的，环境污染带来的很多问题都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产物，这在历史上是找不到的。另外，现在医学教育集中在如何治疗患者，但是患者占整个人群的比例还是很小的，一些已经或将进入到亚健康状态的人群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当今时代，如果没有团队之间的合作，彼此之间都设置壁垒，相互提防，国家之间也存在芥蒂，很多矛盾和问题就无法解决。况且，专业化的医学教育跟这些需求也是不相匹配的。所以现代医学需要三类人群，他们和现在医学教育的三个层次是不是有差别？我们有专业从业人员，也有专家型的人才，最缺少的是领袖级人物。这种领袖级人物和我们传统医学教育培养人才是完全不同的，必须要涉及到很多的领域，要跨行业、专业，甚至是跨地域、全球化的。这些人怎么产生呢？显然不是大学教育能够培养出来的，而是完全依靠自我成长。因此，医学教育要改变目前的模式，以需求为目标，建立新的框架和新的医学教育体系，培养相应的人才。那些领袖级的人物更需要能力培养。
我们必须要面对诸多问题。改变教学模式，不是想不想做的问题，需求迟早会推动这种改变，与其等待观望，还不如早做。由此想到开放式教学。刚才有位老师说他儿子学了5年医学，最后放弃了。为什么？因为5年填鸭式的教育把他原来所有的理想、兴趣泯灭掉了，一旦走上工作岗位，医生的工作又苦又累，社会也不认可。我觉得开放式教学首先要培养学生的兴趣，最初的教学要让学生了解人体的微妙和疾病发展的自然规律。这样的课程绝不是做研究的老师能讲的，这就需要包括自然科学、医学、预防医学甚至社会科学等各方面的学者共同开设公开课。现在的医学教育融在了大学教育中，大学教育是综合教育，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环境卫生等等，都应该融入到医学教育中。毕竟医生是和人打交道。我们现在还是有一些优势，改革培养模式即便付出代价，也是不大的。我们的社会资源非常丰富，因为我们的人口、地域差别都非常大，前面所说的壁垒对我们的影响不大。至于我们的人文环境，医学院校融入到综合大学里面，在人文教育方面会有更便捷的途径。还要加强团队的合作，如今没有哪个人单独就能培养出优秀人才，一定要有个团队。这个团队里不单是医学相关的专业，还要跨学科和跨专业，它是一个系统，期待着有更多的人为医学教育出谋划策，提供便利的平台。
重建大学精神
北京大学教授 王晓秋
今天讨论大学的责任，大学怎么样能够履行这个责任？我们的大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认为，最根本的是我们的大学缺少一个灵魂，具体表现有很多方面，这里谈四个方面：第一是大学的行政化，把大学办成了机关、衙门，本质上是官本位的思想在作怪，后果就是大学没有充分的自主办学权，教师没有充分的教学科研主动权；第二是大学的功利化，急功近利，追求引用数量、排行榜名次、经济效益，什么都和钱挂钩，滋长了浮躁和腐败之风；第三是趋同化，各个大学都在追求高、大、全，热衷于升格、改名，而缺少特色、优势，结果办成了千校一面、千篇一律；第四是平庸化，缺乏独立思考，缺乏批判精神和开拓创新精神，而满足于通过评估，不犯错误，盛行模仿、照搬、抄袭，甚至有剽窃、迎合、媚俗之风。产生这些弊病的根本原因就是大学缺少灵魂，这个灵魂就是大学的精神、大学的文化，也是大学的竞争力、吸引力、凝聚力、生命力、影响力的集中表现，它对人才培养和人才的成长具有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我们不能把大学的文化简单理解成大学的校园文化或者是学生搞一些社团文化，或者是开一些艺术的课程、开展一些文化体育活动，它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至少应该包括大学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环境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大学文化的核心还是精神文化，它是大学真正的灵魂，也是治理中国高等教育弊病的一个良药。
如何克服这四大弊病，我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要明确大学的理念。要深刻认识大学的本质、使命、目标、功能、定位和责任，大学不是机关衙门，也不是企业商店，大学是研究学问和培养人才的地方，必须真正按教育规律办学，让真正懂教育的教育家来领导大学，把教师作为大学的主体来治学，让学校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让教师有充分的教学和研究的主动权，才能克服大学行政化的弊病。
第二，要端正大学的价值。要树立科学的大学价值观和评价体制，树立师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理想、信仰，高尚的人格、道德、情操，树立优良的校风、学风、师德，和谐的干群、师生关系，生动的学术文化氛围，才能克服大学功利化的弊病。
第三，要弘扬大学的精神。要发扬大学应有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独立精神、自由精神、民主精神、批判精神、创新精神、求实精神等等。大学不仅要传承、传播文化，而且要创新发展文化，大学不仅要顺应、服务于社会，而且要推动、引领社会。这样才能去大学的功利化、平庸化弊病。
第四，要培育大学的特色。每个大学应该有自己的定位、自己的个性、特色、优势、亮点，力争你无我有、你有我优、你优我强，或者是体现出自己的历史、地域、传统、学科、专业、师资、就业等方面的特色。这样才能克服趋同化、平庸化的弊病。
总之，我认为中国的大学有了大学的精神文化作为自己的灵魂，才可能走上一个健康的、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
《群言》2012年第3期：大学责任——传承与创新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http://www.mmzy.org.cn [大] [小] 2014-02-27
编者按：2011年底，由民盟北京大学委员会、民盟清华大学委员会和民盟北医委员会主办的第六届“民盟高教论坛”在北大医学部举行。本届论坛以“大学责任”为主题，与会专家学者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大学责任”进行了深入探讨，共同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建言献策。现将发言内容摘编如下。
大学的创新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 王光谦
大学的职能首先是创新。我对我国大学目前的创新能力持怀疑态度。前不久有一部电视剧叫《裸婚时代》，剧中的年轻人被房子、教育、医疗“三座大山”压着， 20多岁的人活得像40多岁，何谈创新？还有体制问题，当投资一个亿去搞房地产开发很快就可以赚3亿的时候，当一位老太太买套房过两年房价就能翻一倍的时候，没有人会去搞创新。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100年前，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历史背景下，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建立了”，这就是说，我们的大学，尤其是清华大学，自成立之日起，其责任就是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等联系在一起的。清华大学坚持科学救国的理想，倡导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治学方法，一批学界泰斗潜心治学、精育良才，形成了名师荟萃、鸿儒相映的盛况。清华大学还秉承“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传统，恪守“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弘扬“行胜于言”的校风，培养了17万名优秀人才，其中涌现出一大批学术大师、行业人才、治国栋梁。就今天的主题来说，就是大学始终担负着民族复兴的责任，大学的命运始终与国家的命运相一致。总书记的讲话还指出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提出了高等教育质量提高的内涵和要求。从总体上看，我国高等教育还不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明显的差距。所以不断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的各项创新之中。
谈到创新，不能不说到钱学森。钱老生前最后一次系统的谈话就是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医院，钱老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有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钱老说，加州理工大学之所以能够培养创新人才，首先是因为“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这就是钱老关于创新的论述。他提出了问题，又给出了答案。我认为，这应是我们大学精神最重要的一部分。
创新要有制度上的保障。大学要创新，要从完善现代大学制度上做起，包括大学校长的遴选，教授的晋升和地位，科研和经费的自主权，自主招生、自设专业、自授学位、自定薪酬的权力等等。如果这些做不好，就不是一个现代的大学，谈创新、谈大学的责任，我看是不可能的。创新成果一定要社会共享。斯坦福大学有关于创新的一系列制度上的安排，他们专门有一个知识产权办公室，如果是国家支持的成果，15%归国家，剩下的分成三份，学校、团队和个人各三分之一。所以那里弥漫着一股创新的精神。我们没有类似的制度安排，如果你敢把一项成果给别人用，首先就要调查你是不是盗用了单位的什么东西。等你说清楚了，你的成果也落后了。实际上从全社会的角度理解，这个成果是你用了还是我用了，只是一个利益再分配的问题，但不用是社会的损失。
大学的创新更重要的还是创新人才的培养。我举几个例子，首先是乔布斯。乔布斯是私生子，母亲生他的时候23岁，自己无力抚养，只好把他送人，但要求收养的人必须是大学毕业。最初收养的人是通过中介谈的，没有见面，人家希望要一个女孩，就没谈成。最后找到现在的养父母，他们是工人，高中都没毕业。乔布斯的亲生父母说，你们要保证让我的孩子上大学。乔布斯的养父母是靠收购旧汽车、倒腾新了之后再去卖来谋生的，所以乔布斯7岁的时候就能拿着锤子上去敲打汽车。他本人对电器有很大的兴趣，当时正赶上电子行业大发展的时代机遇。他上的是美国收费最贵的理科大学，为了让他上大学，父母从好房子搬到破房子，他于心不忍，所以第二学期就不交学费了。学校却依然让他在那里吃住，不交学费听课一年。后来学校教授的课程满足不了他的要求，他干脆连学也不上了。乔布斯一辈子吃素，坚信东方的审美主义，一个礼拜洗一次澡，身上臭得不行，办公室的同事无法忍受，他的第一个老板让他晚上来上班，错过他人是白天上班的时间，非常包容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家庭的影响、父母的承诺、本人的兴趣、时代的机遇、大学的包容、执着的追求等各种因素是如何成就一位创新人才的。
再讲我的老师钱宁院士的例子。最近30年的黄河治理是按照钱先生的研究成果进行的。黄河有16亿吨泥沙淤积在下游，使河床高出地面13米，开封铁塔那里三年两决口，一百年一扫荡，北到天津，南到南京，都是它扫荡过的，原因就是泥沙多。黄土高原有45万平方公里的流失面积，要把这45万平方公里都治理好，投入就承受不起。钱先生提出，只需要治理7.86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因为它是造成黄河淤积的粗泥沙的来源，而黄河泥沙淤积主要是粗泥沙造成的。钱先生的发现的可以追溯到1972年，当时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人员在黄河下游考察时发现了一座唐代的古墓，打开一个剖面，钱先生看到之后发现淤积的都是粗泥沙，而没有细泥沙，由此推断出对黄河下游淤积起决定作用的是粗沙沉积，这样细泥沙来源不用治理了，只治理粗泥沙即可。这是创新的一种方式。
创新还需要一个净化的环境，不仅是要宽容、自由，还要去掉扭曲的功利主义，更重要的是重塑学术诚信。我觉得诚信是我们创新和大学培养人才的基础。而不诚信的主要表现则是编造数据，抄袭或者是不当引用别人的成果。现在缺乏一个规范的处置方法。2011年院士评审，很多人栽在此处，有的仅仅是十几年前偶然的小错误。问题何在？在于我们对诚信的理解不深刻。我们的学生甚至不知道什么叫抄袭。我对他们讲，抄一句话就是抄袭。现在经常有一些教授说是学生抄的，自己没有责任，这是完全错误的。
回归基本责任：大学应当是崇尚知识的场所
北京大学教授 陈晓明
我谈谈大学的基本责任，就是作为教师，面对学生、面对知识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这是一个很普遍的、很基本的问题。对于大学来说，如果失去了这么一个基本的责任，其他的责任诸如治天下的责任、为社会服务的责任、振兴民族学术的责任、承担社会良心的责任等等，都可能变得非常空洞。如果大学不是一个崇尚知识的场所，那么一切的创新都将是不可能的。
今天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作为教师，对这个问题深有感触。我是教文学的，文学是无用之学，学生对文学是什么态度？据我了解，情况非常不容乐观。这是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现今的普遍情况。大约两年前，南方一所非常著名的大学搞改革，就是大学一二年级设文理两个平台，不分专业，到三四年级再选专业。结果选文学专业的学生有70个，而往年是招200个左右，选历史专业的有4个，选哲学专业的有3个。学生眼前所见的就是学历史、哲学没有用，学文学可能还有一点用，可以给领导当秘书。
我是77级的学生，学的是文学，当时如果不让我学文学，而是录取到其他专业，我可能就不上大学了。当时选择专业完全是出于对这门知识的爱好，如果学其他专业我觉得非常痛苦。时间仅仅过去了三十多年，情况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学理工科的孩子越来越多。但是这些孩子是不是真的愿意学理工科，学了之后是不是就从事相关专业的工作？前年我和智联招聘的总裁在央视做节目，他和我谈到一个现象：大学生毕业后专业不对口率超过了72%。可以说，这种情况对学理工科的同学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他学了划分很细的专业，但是毕业后做不了与专业相关的工作，而是改行做其他的工作。这种状况使很多同学感到困惑，即使想回过头来学习，但是拿起书就放下了，因为已经失去了学习的兴趣。虽然在初中、高中和大学阶段有一种对知识的渴望和热爱，但是现在很难再找回来了。这个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对于人文学科的学生来说同样面临着一个很困难的境地，我知道很多大学的哲学和历史专业的第一录取率不超过30%，即使招进来的学生大部分也对所学的专业没有兴趣。一些学生只好选择调剂专业，调来调去都是考虑将来的就业，却不考虑自己的学习兴趣。今天我们还能说，学生上大学是出于热爱知识吗？如果大学不能成为年轻人崇尚知识的场所，那么大学还能做什么？它还能够承担什么责任？
大学应该是求知的场所，青年人应该是出于对知识的热爱来这里求学。当年蔡元培先生对进入北京大学的学生说：“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这显然是深受德国洪堡大学的影响。蔡元培先生后来的很多思想和理念都是深受洪堡大学精神的影响，他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当年执掌北大时，他认为：大学就是崇尚知识的场所，汇集学问的场所，至于学了之后对社会有什么用，这是另外的事情。这个首先是根本。
进入现代，整个社会的发展，不管是社会的变革进步、人文的教化、科学的革命、社会的民主，都依赖大学提供价值观，依赖大学培养的人。但是，这一切的根本在于，大学应该充满了对知识的崇尚和热爱。如果把大学变成一个功利的场所，学生觉得上了名牌大学就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上了大学就能够有职业、有饭碗，这是很可怕的事情。现在各个大学都争相标榜学生的就业率，有好事者也列出了大学制造富豪的排行榜，这作为大学招徕青年学生的技术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此风确实不可涨。我们要思考如何去激发青年人对知识的热爱。大学能够创造好的知识，学生能够在这里学习和交流好的知识，这才是大学最根本的存在依据。现在大学变成一个职业培训机构。其实大学也面临很大的压力，每年近700万学生毕业，社会不可能提供那么多的就业岗位，一年一年的累积，工作越来越难找。结果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学生抱怨学校和教育部，学校又为了就业，不断地修改专业，把一些专业砍掉，大幅开设实用专业，但是社会的变化发展有时候并不是人们能预计到的，所以改来改去最后严重伤害了每一个大学自身的传统和发展方向，也妨碍了学科建设。毫无疑问，这既不利于大学的创新，也不利于知识的创新和技术的创新。这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需要现在做很多纠偏的工作。中国古人在这方面有很多思想，就是那些人文的思想、人文的精神，我们今天还是可以重温的，通过大学加强学科教育把它进一步渗透下去。我们常引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句话，实际上这句话的后面还有内容，就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就是说，一定要有对知识的热爱，这才是根本的原则。如果没有这个原则，大学其他的东西都不可能立起来，就没有学术思想的自由，也没有知识的创新。因为知识的创新根源于对知识的热爱，只有对知识的热爱，能够着眼于对知识不断的、无止境的探求，发自内心去探求，才会发现问题。所以，对知识的热爱作为学术创新的根本，其实包含着很多内在的爆发力，包括我们说的学术自由。我们以为学术自由是靠别人给予的，期盼有一种学术自由的环境和风气，其实学术自由的环境、学术自由的力量和可能性是靠自己激发出来的，是出于自己对知识的热爱，出于所有的学生、所有的老师对知识的热爱。学术自由是大学的根本，也是大学精神重要的依托，它同时也扎根于对知识的热爱之中。
我们需要现在做很多纠偏的工作。中国古人在这方面有很多思想，就是那些人文的思想、人文的精神，我们今天还是可以重温的，通过大学加强学科教育把它进一步渗透下去。我们常引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句话，实际上这句话的后面还有内容，就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就是说，一定要有对知识的热爱，这才是根本的原则。如果没有这个原则，大学其他的东西都不可能立起来，就没有学术思想的自由，也没有知识的创新。因为知识的创新根源于对知识的热爱，只有对知识的热爱，能够着眼于对知识不断的、无止境的探求，发自内心去探求，才会发现问题。所以，对知识的热爱作为学术创新的根本，其实包含着很多内在的爆发力，包括我们说的学术自由。我们以为学术自由是靠别人给予的，期盼有一种学术自由的环境和风气，其实学术自由的环境、学术自由的力量和可能性是靠自己激发出来的，是出于自己对知识的热爱，出于所有的学生、所有的老师对知识的热爱。学术自由是大学的根本，也是大学精神重要的依托，它同时也扎根于对知识的热爱之中。
法国一位很有名的哲学家写过一篇文章，叫《职业的未来与无条件大学》，其中谈到了现代大学的精神。他认为现代的大学应该是一个无条件的大学，这个无条件的大学意味着提问的无条件性，可以提任何问题。现代的大学在什么意义上是一个好的大学，是一个无条件的大学？就是在这里既可以发表最好的见解，也可以发表最糟糕的见解。这当然需要有宽容，没有宽容就没有学术自由提问的可能，但是根源是对知识的热爱，只有对知识的热爱，我们才会对知识有一种敬畏和尊重，才不会以一己之见、以个人对知识的垄断来建立学术的某种霸权，而是能够兼容并蓄，能够进行对话。所以，如果没有对知识的热爱，我们不可能有学术的自由，也不可能有学术的创新。
今天如何能让大学重新成为一个知识的场所？这确实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们现在不断地鼓励学生学好本领，服务于国家，服务于民族，服务于天下，承担起社会责任，但是唯独忘了他本身是否对知识有兴趣，在大学里是不是能够真正作为一个好学生，而不是考多高的分数。其实，一些考分非常高的学生平常不读书，没有兴趣读书，这种情况很普遍。如果我们的学生没有对知识的热爱，怎么去期盼知识创新，期盼出大师，期盼承担起民族的重任，期盼他们治国、治天下？当今社会的价值观是向权看、向钱看，权钱成为社会绝对的崇拜，整个社会极端功利主义，这让我们怎么去重建大学这个崇尚知识的场所？
我认为：大学本身应该是知识创新的场所，只有如此，才能激发青年人的求知欲。大学应该是崇尚知识的场所，知识又成为创新的基础，这是互为博弈的，而不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在历史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微小的创新的可能性露出来，我们要抓住这些微小的可能性。教师具有创新的可能，才能引领学生对于知识的热爱，比如说哪一门课能够提供新的知识，能够吸引学生，能够诱发学生对知识的好奇心，这样对知识的热爱才可能产生。
大学应该去行政化、官僚化。青年人在大学里应该感受到知识的尊严。事实上如今知识在大学里是贬值的，在大学里地位最高的不是最有学问的人，也不是那些科研做得好、书教得好的人，往往是官衔最高的人，这是我们的体制造成的。
大学应该有更多的人文修养的课程。通过这些人文修养的课程来提高各学科学生对知识的热爱，理工科、人文社科本身都是这样。
大学应该以学生为本。现在强调大学要以科研为本、以教学为本、以教师为本，但是以学生为本强调得不够。西方的大学非常强调这点，尤其是以本科生为本。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做很多的工作可做。
学术的尊严及重拾大学的责任
清华大学副教授 李曼丽
小时候我非常希望自己长大后能成为一个幼儿园的教师，后来幼儿园的教师没做成，而是成了教育学院的教师，终归我是非常热爱课堂、热爱教学的。但是最近几年的一些所见所闻让我感到非常沮丧，尤其是听到有教授说要让学生挣到四千万再回来见导师，有教授说自己是开着宝马去上课的，一流的教师就应该是这样的，既能挣钱，又能上课，最末流的老师是上课。可是我恰恰认为，作为教师，教好课、培养学生是最重要的。
我今天谈的问题主要是学术尊严。首先，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上述现象已使教师的尊严或多或少受到伤害，所以要把这个话题提出来，看看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其次，学术尊严在大学或者社会是怎样得到保障的？让我们重温一下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些说法。最后，探讨在当下大学的责任究竟是什么？因为在思考大学责任问题时，不同的时代都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两位大学校长，一位是百年前的大学校长蔡元培，一位是当前媒体上很关注的朱清时校长。蔡元培曾经是北京大学校长，他一生辞职了27次，因为政见的原因，因为教育部干涉独立办学的原因，他4次辞过大学校长的职务。朱清时是中科院院士，著名科学家，曾经是中国科技大学受人尊敬的老校长，但是他现在为筹办南方科技大学，为争取自主招生、自授学位这些真正的办学自主权而经受着种种煎熬。这是百年前的事和百年后的事，两件事情都是说我们如何去争取大学独立的办学自主权。在这个过程中学术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学术的尊严到底在哪里？两位校长其实都是在为学术的独立、自由，学术的不容亵渎、不容诋毁的尊严在做努力。学术尊严对他们而言是值得追求的目的。我们今天在讨论大学职责或者大学责任的时候，是不是应该重温一下这个话题？
首先，什么是学术尊严？大学作为独特的社会组织，是一个探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大学应该回归到这样一个基本的责任上来。大学是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教师和学生构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为研究某种学问而自愿结合起来。我们经常说大学的职责或者大学的功能是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而高质量的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和社会服务，都是以高质量的学术为基础的。学术是大学的本质。学术尊严包括学者的尊严和学生的尊严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维护学者的尊严，要坚持学术的自律，要有学术责任，要做学术的守门人，要坚定地坚持学者的风范，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解惑，这是一个大学的学者从事的社会角色应有的规范要求。另一方面要维护学生的尊严。那么，大学里如何维护学生的尊严？现在，大学成了一个职业培训场，学生是把大学作为一个就业的跳板。当年提到大学要培养学生的时候，是把他们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去培养的，培养他们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具有灵敏的鉴赏力，有率直、公正、冷静的头脑，待人接物有高贵、谦恭的风度，有广博的知识等等。知识会赋予一个人这样的教养，包括丰富的知识、开阔的视野、公民的意识和高尚的人格。现在社会上有人称教授为“叫兽”，就是整天提着包到处演讲、到处赚钱，还有把教授叫“禽兽”的。因为学者们自己做事的方式超越了其应该秉持的基本特点，使其在社会上的尊严大打折扣。孟子说“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这句话让我们思考，作为学者我们的所作所为有哪些不对的地方，作为学生哪些应该坚守的东西没有坚守住。
第二个问题，如何保障学术尊严？从大学的历史来说，保障学术的尊严要做到两点，第一是寂寞，第二是自由。这是洪堡先生提出来的。寂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学、大学的学者、学生要耐得住寂寞，才会有学术尊严和学术自由。其有三层含义：一是大学应该独立于国家的政府管理系统，独立于一切国家的组织形式；二是大学应该独立于社会经济生活，不能被社会经济生活牵引或者绑架。洪堡曾说过：“当科学似乎多少忘记生活时，它常常才会为生活带来至善的福祉”；第三是对教师和学生的要求，教师和学生应甘于寂寞，不为任何俗物所干扰，完全沉潜于科学。自由是相对于政府和社会组织而言的。首先，国家应该利用其权力，防止大学封闭、僵化的倾向，以此促进科学的发展。例如，大学里聘任一个教师，过去经常是导师把自己的学生留下来，近亲繁殖，久而久之就会僵化。所以，政府和国家应该提出要求，打破僵化。第二是教师的自由，教师应该不受国家约束，不受种种利益牵制，而完全服从于科学的内在要求，自由自在地进行科学的探索。教师的学术自由和发表自由，不应该以牺牲他的职业安全性为代价，比如说国家应该有教授终身制的政策，来保证教授作为学者的自由。第三是学生的自由，洪堡曾经说过“听课径可偶尔为之”，而我们的研究生一个学期甚至选十多门课，根本没有时间去消化、吸收和思考问题，更别说学习高深的学问。洪堡说，自由是必需的，寂寞是有益的，这两点应该是大学立校的依据。
再来谈大学的责任。在讨论当下政府与大学关系问题的时候，需要看看国外政府和大学的关系是如何处理的。欧洲大陆基本上是教授与国家官僚机构相结合的平衡模式。一方面，大学的讲座教授有很大的权力，全面负责预算、设施、人员、科研和教学，直接对各州的教育部负责。学院是咨询性质的，大学是学术评议会，校长象征大学的崇高学术地位。另一方面，州和国家有比较大的权力。所以欧洲大陆模式是两头权力比较大，是靠这两者来维护它们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在德国，学术权力主要在教授；在法国，学术权力主要在学院和系，它们有经费权和人事权，大学的权力比较小，学区和国家教育部的权力也比较大，国家教育部对大学的管理结构、课程、学位要求、任命教师程序比德国管得还要多；英国大学是在国家体制中的自治，国家不会太多干涉学术研究，系和学系有一定的权力，最大的权力集中在理事会和评议会、副校长。总的来讲是国家给钱，不干涉具体的学术事务，不过多干涉人才的培养、考试、科研的事情；美国大学的模式是一个分散控制和市场控制的模式。联邦政府给各大学的钱是非常少的，它通过一定的经费资助来引导大学的研究方向，但是经费非常有限。所谓分散控制主要是州政府会做出足额的预算、审批，州政府来规定大学的自治权，系、学院和大学非常相似于我国的大学体制。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了大学和政府的九大关系：（1）政府是公立大学的举办者，我们实行国家、部门、地方分权管理大学，所以有“985工程”、“211工程”；（2）政府决定大学的办学方向；（3）大学的设立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都实行国家许可制度；（4）政府决定大学的基本体制，即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5）大学的办学经费实行国家拨款、学生缴费、社会服务三结合的政策；（6）大学校长实行政府任命、组织部门管理的制度。大学校长分别由中组部或省委组织部管理；（7）大学的专业设置接受政府的宏观管理，设多少个专业、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都是国家来管的；（8）大学实行计划招生制度，接受国家调控；（9）大学文凭实行学校和国家两级资格管理。
回到学术尊严的话题，从社会问责这一角度来说，政府和社会向大学投资，对大学教育不予管理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理念下，中国的大学和政府究竟是什么关系？这种关系对大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怎样理顺这种关系？其实这些问题在国家的中长期教育规划里都提到了，即我们要创建新的大学制度。大学要成立理事会，是什么样的理事会？这个理事会是大学最高的决策机构吗？如果是大学最高的决策机构，跟教育部又是什么样的关系？理事会可以任免校长吗？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都需要加以明确。我觉得在未来的5到10年中，必须采取一系列政策，大力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否则大家讨论的问题是难以解决的。
大学医学教育目标：务虚与务实的矛盾和统一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副院长、北大医学部教授 沈 琳
大学医学教育目标，当然是怎样提高医学教育水平。从务虚的角度来说，我们现在的医学教育水平用国际标准来衡量，到底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从务实的角度来说，大学医学教育能不能适应目前国内的需求？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承担了社会责任？
首先是务虚。在亚洲地区，我国大学的排名都是在10名之后。亚洲排名和国际排名采用的评价体系不完全相同。国际大学排名的评价体系包括学术声誉、引用率、师资力量、国际学生的比例、国际教师的比例等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学术声誉，包括学术成果在社会中被利用或者是改变社会行为的价值，你所做的事和培养的人在国际上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和地位，包括一些国家的领导人、非常重要部门的领袖。还有就是引用率，现在大家都争着在SCI上发文章，到底你发的这些文章有多少被别人引用或者转化成应用价值。这两点的权重占到了60%。当然还有师资力量等其他一些方面。再看看美国的评价标准，也无外乎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质量评估，也包括研究成果、人的培养，还有科研活动。科研活动主要是从科研成果以及科研经费方面来衡量；还有是学生和师资力量，师资力量的权重降到了10%，因为美国大学是比较开放的模式。亚洲的大学排名和世界其他地区不同，因为考虑到了语言的差异，还有大学在地区的价值，所以更反映出了真实的价值，但与国际排名的差异还是比较小的。
再说务实，我们的大学能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就医学教育来说，从解放初期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医学教育模仿苏联模式，因为那时候是急需解决贫困和医疗问题，所以医学教育发展实行专科化、短学制，针对性非常强，就是要培养应用型的医学人才。1998年开始了大学合并，许多医学院校整合到了综合性大学。根据2010年12月份的统计，我国有163家医药院校，专职教师近10万，在校研究生近13万，本科生就不知道多少了。教学还是延续着传统的模式，教学活动大型化、课程安排长程化、教学模式单一化。众所周知医学生学习非常辛苦，大部分学校所采用的是封闭型、权威性、记忆型、终结性、以“教师教室教材”为中心的注入式、填鸭式教学方式，把学生大脑里所有的语言细胞和记忆细胞都占满了，如此还有可能创新吗？以大班讲授、分组试验、实习的传统方法来安排教学活动。此外，基本上都是理论教育，包括现在的八年制，非常优秀的学生最后也被填鸭式的教学牺牲掉了，因为他们要经过6年理论知识学习，而这些理论知识很多在现实中是没用的。
医学教育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定位在培养高素质的学科性或研究型人才，以研究生教育为主体，这也是我们现在医学教育中做的比较好的方面；第二层次定位在培养高素质的学科型和应用型或者是二者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其中一小部分人的培养在大学完成，绝大部分是在继续教育中完成，目前的大学教育能够满足这个层次的需要；第三层次是本科教育和专科教育，培养应用型人才。我们的大学在这方面做的不好，主要是由于社会评估体系和价值观的影响。现在的晋升评价体系中非常重视科研论文，医生只会看病没有用。我母亲曾是基层医院的医生，每天的工作就是给病人看病，她们那代人非常敬业，没有任何生存压力，兢兢业业地工作，因为国家给工资，大家的收入差别非常小。现在医学专业的毕业生还愿意再到那里吗？基层医院的医生每月挣两千多块钱的工资，没有任何的晋升可能。再举一例，前不久参加北大医院一位教授的追悼会，他是非常著名的教授，从不写文章，只是看病，带学生，带住院医生，甚至到80多岁自己生病了，还从手术室坐着小轮椅给病人看病。他几乎是医学上的一个多面手，一个活字典。但他却不是博导，住在两居室的小破楼，即使他患强直性脊柱炎几十年了，也还要爬三层楼。我看了这一境况心里非常难受，如今再那样做医生，谁都不会干。医生必须写文章，必须要晋升职称，因为这样工资奖金才能高一点。
上世纪初，我们国家的西医刚刚启动，主要着眼于社会需求，比如怎么治疗一些疾病，所以医学教育都集中在怎样解决具体问题。但是今天的情况不同了，医学和其他的自然科学不一样，因为每个人作为一个个体，不是孤立的，受到外在的气候、环境等的影响，我们的健康不是指我们个体的健康，还包括社会的健康、地球的健康。这里是一个公共卫生体系，要解决这个体系里的问题，再靠传统的教育模式不可能了。大家都已看到了这个问题，都在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在这方面美国做得比较好，但是也未必像大家期待的那样。这种新的教学模式和以前有什么不同？以前的教学就是给学生上课，是知识灌输型的；而现在首先是人的健康需求、整个的健康体系需求，有了这些需求以后，再去设置某一目标，体现的是一种能力的培训。随着大家对人、环境和对医学的认识，要求我们更加注重能力的培养，主要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课程设置优劣已经变为次要的了，因为通过课程灌输的知识进入到应用阶段的时候很可能过时了。这一点特别需要我们在医学教育中深思。
再看健康需求和公共卫生体系的需要。为什么要建立这种体系？因为存在国家之间与健康、卫生相关的新技术、新方法的知识专属壁垒，要保护知识产权，但是在医学领域，面对人的生命，我们特别不主张国家之间存在知识壁垒。只要是地球人，面对疾病人人平等。新的健康问题的出现，新的感染、环境污染风险的增加，与原来的模式完全不一样了。艾滋病以前是没有的，环境污染带来的很多问题都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产物，这在历史上是找不到的。另外，现在医学教育集中在如何治疗患者，但是患者占整个人群的比例还是很小的，一些已经或将进入到亚健康状态的人群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当今时代，如果没有团队之间的合作，彼此之间都设置壁垒，相互提防，国家之间也存在芥蒂，很多矛盾和问题就无法解决。况且，专业化的医学教育跟这些需求也是不相匹配的。所以现代医学需要三类人群，他们和现在医学教育的三个层次是不是有差别？我们有专业从业人员，也有专家型的人才，最缺少的是领袖级人物。这种领袖级人物和我们传统医学教育培养人才是完全不同的，必须要涉及到很多的领域，要跨行业、专业，甚至是跨地域、全球化的。这些人怎么产生呢？显然不是大学教育能够培养出来的，而是完全依靠自我成长。因此，医学教育要改变目前的模式，以需求为目标，建立新的框架和新的医学教育体系，培养相应的人才。那些领袖级的人物更需要能力培养。
我们必须要面对诸多问题。改变教学模式，不是想不想做的问题，需求迟早会推动这种改变，与其等待观望，还不如早做。由此想到开放式教学。刚才有位老师说他儿子学了5年医学，最后放弃了。为什么？因为5年填鸭式的教育把他原来所有的理想、兴趣泯灭掉了，一旦走上工作岗位，医生的工作又苦又累，社会也不认可。我觉得开放式教学首先要培养学生的兴趣，最初的教学要让学生了解人体的微妙和疾病发展的自然规律。这样的课程绝不是做研究的老师能讲的，这就需要包括自然科学、医学、预防医学甚至社会科学等各方面的学者共同开设公开课。现在的医学教育融在了大学教育中，大学教育是综合教育，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环境卫生等等，都应该融入到医学教育中。毕竟医生是和人打交道。我们现在还是有一些优势，改革培养模式即便付出代价，也是不大的。我们的社会资源非常丰富，因为我们的人口、地域差别都非常大，前面所说的壁垒对我们的影响不大。至于我们的人文环境，医学院校融入到综合大学里面，在人文教育方面会有更便捷的途径。还要加强团队的合作，如今没有哪个人单独就能培养出优秀人才，一定要有个团队。这个团队里不单是医学相关的专业，还要跨学科和跨专业，它是一个系统，期待着有更多的人为医学教育出谋划策，提供便利的平台。
重建大学精神
北京大学教授 王晓秋
今天讨论大学的责任，大学怎么样能够履行这个责任？我们的大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认为，最根本的是我们的大学缺少一个灵魂，具体表现有很多方面，这里谈四个方面：第一是大学的行政化，把大学办成了机关、衙门，本质上是官本位的思想在作怪，后果就是大学没有充分的自主办学权，教师没有充分的教学科研主动权；第二是大学的功利化，急功近利，追求引用数量、排行榜名次、经济效益，什么都和钱挂钩，滋长了浮躁和腐败之风；第三是趋同化，各个大学都在追求高、大、全，热衷于升格、改名，而缺少特色、优势，结果办成了千校一面、千篇一律；第四是平庸化，缺乏独立思考，缺乏批判精神和开拓创新精神，而满足于通过评估，不犯错误，盛行模仿、照搬、抄袭，甚至有剽窃、迎合、媚俗之风。产生这些弊病的根本原因就是大学缺少灵魂，这个灵魂就是大学的精神、大学的文化，也是大学的竞争力、吸引力、凝聚力、生命力、影响力的集中表现，它对人才培养和人才的成长具有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我们不能把大学的文化简单理解成大学的校园文化或者是学生搞一些社团文化，或者是开一些艺术的课程、开展一些文化体育活动，它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至少应该包括大学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环境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大学文化的核心还是精神文化，它是大学真正的灵魂，也是治理中国高等教育弊病的一个良药。
如何克服这四大弊病，我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要明确大学的理念。要深刻认识大学的本质、使命、目标、功能、定位和责任，大学不是机关衙门，也不是企业商店，大学是研究学问和培养人才的地方，必须真正按教育规律办学，让真正懂教育的教育家来领导大学，把教师作为大学的主体来治学，让学校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让教师有充分的教学和研究的主动权，才能克服大学行政化的弊病。
第二，要端正大学的价值。要树立科学的大学价值观和评价体制，树立师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理想、信仰，高尚的人格、道德、情操，树立优良的校风、学风、师德，和谐的干群、师生关系，生动的学术文化氛围，才能克服大学功利化的弊病。
第三，要弘扬大学的精神。要发扬大学应有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独立精神、自由精神、民主精神、批判精神、创新精神、求实精神等等。大学不仅要传承、传播文化，而且要创新发展文化，大学不仅要顺应、服务于社会，而且要推动、引领社会。这样才能去大学的功利化、平庸化弊病。
第四，要培育大学的特色。每个大学应该有自己的定位、自己的个性、特色、优势、亮点，力争你无我有、你有我优、你优我强，或者是体现出自己的历史、地域、传统、学科、专业、师资、就业等方面的特色。这样才能克服趋同化、平庸化的弊病。
总之，我认为中国的大学有了大学的精神文化作为自己的灵魂，才可能走上一个健康的、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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