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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言》2012年第3期：社会管理的重构与创新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http://www.mmzy.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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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27
社会管理（这里指作为政府职能之一的狭义的社会管理）体系的重构与创新，关系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国家未来的命运。从本质上讲，社会管理的重构与创新与政治体制改革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同一性、乃至同质性，必须从这一深层关系上来理解社会管理重构与创新的重大意义。
今天，我们是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文化文明断裂或“间竭”（费正清），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摧残，正在发生巨大转型变革的超大型国家里，开始现代社会管理重构创新的重大实践的。这种特异性背景必然决定了我们必须在充分吸纳西方文明优秀成果的同时，继承总结自己拥有的数千年传统的社会管理理论与实践、升华一百多年全盘西化和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与教训，逐步创建属于自己的现代社会管理的系统理论，来指导我们社会管理的新实践。
三种典型模式
业已过去多年的抗击“非典”给我们留下了诸多启示，其中最值得总结的是当时三座城市采取的不同社会管理模式。
2003年4月中旬后的北京，政府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借助现代信息网络，快速决断，迅速纠正了前期的失误，平抑了民众的惊恐情绪和社会动荡，成功遏制了“非典”的扩张。在度过了自然持续期的煎熬后，最终有效控制了“非典”的肆虐。这是一种紧急时态下“以政府为主体强势决断型”的局域社会管理模式。
同一时间，在经历了一度疾病属性判断迷惘后的广州市政府，充分依靠非政府的决策主体——医疗专家系统，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以严谨负责的态度，谨慎论证，周详实验，果断决策，借助现代信息传媒，实施了由科学技术专家系统快速总结出的科学医治方案，有效抑制了疾病的传播。这是一种紧急时态下“政府依靠专家系统科学决策型”的局域社会管理模式。
“守望社会”的上海，同样借助现代信息传媒，由非政府的决策主体----基层社会组织（社区）与公众，将政府的果断严谨决策快速转型为基层社会组织的网状协同决策行为，由传统居委会组织、保安与值班楼长、居民组成的“天网”，疏而不漏地将所有“危险者”屏蔽于大上海之外，创造了抗非典的奇迹。这是紧急时态下由基层社会组织（社区）与公众将政府决策行为转化为民间决策行为，进而将其扩张至全覆盖状态的“政府社区协同型”局域社会管理模式。
除了上述三种模式外，自然还有其他城市的探索与创造，值得认真思考与总结。不过，这三座城市先后成功遏制“非典”的典型事例不仅提供了不同类型的局域性社会管理模式，最有价值的是由此融汇组合出了一种新的“社会管理系统模型”。
其中，最具典型示范与研究价值的是上海“政府社区协同”模式：基层社会组织（社区）与高层核心决策行为体在目标决策行为高度一致前提下的高效能组合，成为当代东方型社会管理的成功案例，以一种崭新的形式再现了中国古代与晚近传统的“家—国双重统制网络” ，一种典型的东方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组织新的“双重治理模式”。这一模式犹如细小土粒组合成的大地，托载起庞大的人类社会与文明体系。其蕴含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社会管理的领域。
在中国尤其是近代中国，传统中央集权体系与乡绅主导和代表的宗（乡）族基层社会实体组织互为表里持有“共同秩序意识”，构成相当稳定的“二元社会结构”。这对今天构建和谐稳定社会，重构现代社会基层组织，具有深远的启示和意义。
系统模型的内部结构
新的社会管理系统模型由“人本价值观”、“科学决策行为体系”、“智慧技术网络（信息系统）”三大要素组成。
首要因素与灵魂：“人本价值观”。
坚持以人为本，以传承中华优良传统的“社会人”为本，以传统家国一体的“群体人”为本，而不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的动物性“经济人”为本，是中国式的社会管理的根本宗旨与价值观。社会管理，必须以此作为出台政策法规，健全社会结构，调整各类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秩序和稳定，促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协调发展的出发点，真正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把求得人的彻底解放作为人类最终的发展目标。失却或偏离这一价值观，一切再科学的管理体制，再先进的信息网络，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能动因素与行为主体：“科学决策行为体系”。
这一“科学决策行为体系”中包含了三重要素。其中，“宪政型强势政府的科学决断与公开性制导决策行为”（简称“政府决策行为”）是核心。失却了这一核心要素，整个社会管理系统将会疲软甚至瘫痪。
这一系统模型的关键支撑要素是“专家科学决策行为”。失却了这一关键要素，社会管理决策就失去了科学依据，其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
作为“决策行为体系”基础要素的第三级决策行为体是“社区（社会组织）与公众决策行为”，在社会管理“决策行为体系”中决不因其处于社会基层而无足轻重。局域低级决策行为体的目标决策行为与高层政府目标决策行为的高度一致，是使政府核心决策行为卓有成效地转化为公众性社会决策行为，并被数倍数十倍数百倍地放大和高效能落实的保证，其功效与能量之巨大与这一第三级决策行为体表面的细弱、离散不可同日而语。
由核心要素、关键要素与基础要素为基本构架，其他要素如信息传媒、咨询中介、社会团体、志愿者群体等各类社会组织群众团体，有序地列位其间，构建出具有社会管理系统模型中的“决策行为体系”，在社会管理活动中发挥着主体功能与作用。
系统模型的工具：“综合信息系统”。
社会管理综合信息系统依据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依托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整合各种现有社会管理资源，建立一套全面覆盖、动态跟踪、联通共享、功能齐全的精细、准确、规范的综合管理与技术服务系统，政府及其他决策行为体系成员通过这一系统整合政务、技术、信息基础资源，对辖区进行科学、主动、高效、有针对性的社会管理，不断提高公共管理、综合服务的效率。
上述由“人本价值观”、“科学决策行为体系”、“智慧技术网络（信息系统）”组成的社会管理系统模型，是处于急剧变动中升华总结出的一种基本模式。改革的纵深发展，各地区不断涌现的决策行为创新案例，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完善，相信会绽放出中国现代社会管理的新葩。
重构创新中的两个矛盾难题
进入社会管理科学化建设的新时期，有两个难以绕开的矛盾难题，需给予高度重视和认真加以解决。
第一对矛盾难题：“小政府” 与“强政府”的矛盾。在重构与创新过程中，一个值得重视和应予以认真加以解决的矛盾是政治体制改革理论取向与社会决策现实目标价值的逆忤性问题。随着政务改革的深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推进，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取向于“小政府，大社会”。然而，抛开中国管理制度的历史传统不论，现实正在发生巨大转型变革的超大型国家所面临的复杂险峻的环境与形势却要求建立一种特定时空高度集权统一的以“强政府”为核心的社会管理决策行为系统。由此衍生出在理论建树、组织体制、观念意识与运行机制的“小政府” 与“强政府”的二元逆向诉求，成为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管理改革中的一大矛盾与难题。
妥善处理两种取向的关系、矛盾甚至冲突，恰当把握政府——社会管理之间大与小，强与弱的“度”，需要从实践角度作出不断的理性探索。
但是，如果从巨大转型变革和内外部复杂险峻的环境现实的角度分析，不仅在今天，而且在今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在进一步强化宪政改革，强化社会监督，履践公正、公平诉求的同时，保持或建设公正、公开、廉洁、透明、高效、亲民、为民的强势政府和以其为核心的社会管理决策行为体系，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和需求，是中国创建东方式现代化道路的客观选择和需求。
第二对矛盾难题：“强民主”与“强政府”的冲突。随着社会公共事务的民主化，非政府职能化因素的增加，反映在社会公共事务与社会管理中，必然表现为决策主体多元化与权力社会化的不断增强。这种“强民主”倾向无疑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表征，对于创建现代科学社会管理体系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但由此却给现实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系统的运行带来了新的问题、矛盾与难题，即决策主体多元化和由“强民主”推动的“强社会”倾向，不仅同传统的一元集权及“大（强）政府、小（弱）社会”之间产生结构性矛盾，而且与上述具有存在必要性和合理性的 “强政府”选择产生尖锐的冲突。
与第一问题一样，妥善处理二者间的相互关系和冲突乃是关系社会稳定、和谐、健康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建立现代科学社会管理体系所必须慎重解决的重大问题，需要从实践角度做出不断的理性探索。
但是，仅有这样一种态度是不够的，似乎应有更加明晰的选择。对于中国而言，当我们面对“强民主”与“强政府”这一冲突时，最重要的是，应该创建自己的现代民主观、民主意识和民主体系。这也许是从根本上解决“强民主”与“强政府”这一矛盾难题的真正药石，是重构与创新社会管理的理论与现实基础。
现代民主观、民主意识和民主体系应建立在融汇东西方优秀文明创造的基础之上。
基于这种”复合型”的现代民主观、民主意识和民主体系，基于对中国今天和未来内外部环境现实的认知，同样基于对“强政府”的宪政属性及其公正、公开、廉洁、透明、高效、亲民、为民基本特质的期冀，我希望：“强民主”与“强政府”并举！
——这是面对现实“强民主”与“强政府”矛盾难题的未来之解!
——这也是我所期盼的 新型社会管理模式的核心要义。
《群言》2012年第3期：社会管理的重构与创新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http://www.mmzy.org.cn [大] [小] 2014-02-27
社会管理（这里指作为政府职能之一的狭义的社会管理）体系的重构与创新，关系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国家未来的命运。从本质上讲，社会管理的重构与创新与政治体制改革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同一性、乃至同质性，必须从这一深层关系上来理解社会管理重构与创新的重大意义。
今天，我们是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文化文明断裂或“间竭”（费正清），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摧残，正在发生巨大转型变革的超大型国家里，开始现代社会管理重构创新的重大实践的。这种特异性背景必然决定了我们必须在充分吸纳西方文明优秀成果的同时，继承总结自己拥有的数千年传统的社会管理理论与实践、升华一百多年全盘西化和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与教训，逐步创建属于自己的现代社会管理的系统理论，来指导我们社会管理的新实践。
三种典型模式
业已过去多年的抗击“非典”给我们留下了诸多启示，其中最值得总结的是当时三座城市采取的不同社会管理模式。
2003年4月中旬后的北京，政府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借助现代信息网络，快速决断，迅速纠正了前期的失误，平抑了民众的惊恐情绪和社会动荡，成功遏制了“非典”的扩张。在度过了自然持续期的煎熬后，最终有效控制了“非典”的肆虐。这是一种紧急时态下“以政府为主体强势决断型”的局域社会管理模式。
同一时间，在经历了一度疾病属性判断迷惘后的广州市政府，充分依靠非政府的决策主体——医疗专家系统，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以严谨负责的态度，谨慎论证，周详实验，果断决策，借助现代信息传媒，实施了由科学技术专家系统快速总结出的科学医治方案，有效抑制了疾病的传播。这是一种紧急时态下“政府依靠专家系统科学决策型”的局域社会管理模式。
“守望社会”的上海，同样借助现代信息传媒，由非政府的决策主体----基层社会组织（社区）与公众，将政府的果断严谨决策快速转型为基层社会组织的网状协同决策行为，由传统居委会组织、保安与值班楼长、居民组成的“天网”，疏而不漏地将所有“危险者”屏蔽于大上海之外，创造了抗非典的奇迹。这是紧急时态下由基层社会组织（社区）与公众将政府决策行为转化为民间决策行为，进而将其扩张至全覆盖状态的“政府社区协同型”局域社会管理模式。
除了上述三种模式外，自然还有其他城市的探索与创造，值得认真思考与总结。不过，这三座城市先后成功遏制“非典”的典型事例不仅提供了不同类型的局域性社会管理模式，最有价值的是由此融汇组合出了一种新的“社会管理系统模型”。
其中，最具典型示范与研究价值的是上海“政府社区协同”模式：基层社会组织（社区）与高层核心决策行为体在目标决策行为高度一致前提下的高效能组合，成为当代东方型社会管理的成功案例，以一种崭新的形式再现了中国古代与晚近传统的“家—国双重统制网络” ，一种典型的东方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组织新的“双重治理模式”。这一模式犹如细小土粒组合成的大地，托载起庞大的人类社会与文明体系。其蕴含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社会管理的领域。
在中国尤其是近代中国，传统中央集权体系与乡绅主导和代表的宗（乡）族基层社会实体组织互为表里持有“共同秩序意识”，构成相当稳定的“二元社会结构”。这对今天构建和谐稳定社会，重构现代社会基层组织，具有深远的启示和意义。
系统模型的内部结构
新的社会管理系统模型由“人本价值观”、“科学决策行为体系”、“智慧技术网络（信息系统）”三大要素组成。
首要因素与灵魂：“人本价值观”。
坚持以人为本，以传承中华优良传统的“社会人”为本，以传统家国一体的“群体人”为本，而不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的动物性“经济人”为本，是中国式的社会管理的根本宗旨与价值观。社会管理，必须以此作为出台政策法规，健全社会结构，调整各类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秩序和稳定，促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协调发展的出发点，真正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把求得人的彻底解放作为人类最终的发展目标。失却或偏离这一价值观，一切再科学的管理体制，再先进的信息网络，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能动因素与行为主体：“科学决策行为体系”。
这一“科学决策行为体系”中包含了三重要素。其中，“宪政型强势政府的科学决断与公开性制导决策行为”（简称“政府决策行为”）是核心。失却了这一核心要素，整个社会管理系统将会疲软甚至瘫痪。
这一系统模型的关键支撑要素是“专家科学决策行为”。失却了这一关键要素，社会管理决策就失去了科学依据，其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
作为“决策行为体系”基础要素的第三级决策行为体是“社区（社会组织）与公众决策行为”，在社会管理“决策行为体系”中决不因其处于社会基层而无足轻重。局域低级决策行为体的目标决策行为与高层政府目标决策行为的高度一致，是使政府核心决策行为卓有成效地转化为公众性社会决策行为，并被数倍数十倍数百倍地放大和高效能落实的保证，其功效与能量之巨大与这一第三级决策行为体表面的细弱、离散不可同日而语。
由核心要素、关键要素与基础要素为基本构架，其他要素如信息传媒、咨询中介、社会团体、志愿者群体等各类社会组织群众团体，有序地列位其间，构建出具有社会管理系统模型中的“决策行为体系”，在社会管理活动中发挥着主体功能与作用。
系统模型的工具：“综合信息系统”。
社会管理综合信息系统依据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依托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整合各种现有社会管理资源，建立一套全面覆盖、动态跟踪、联通共享、功能齐全的精细、准确、规范的综合管理与技术服务系统，政府及其他决策行为体系成员通过这一系统整合政务、技术、信息基础资源，对辖区进行科学、主动、高效、有针对性的社会管理，不断提高公共管理、综合服务的效率。
上述由“人本价值观”、“科学决策行为体系”、“智慧技术网络（信息系统）”组成的社会管理系统模型，是处于急剧变动中升华总结出的一种基本模式。改革的纵深发展，各地区不断涌现的决策行为创新案例，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完善，相信会绽放出中国现代社会管理的新葩。
重构创新中的两个矛盾难题
进入社会管理科学化建设的新时期，有两个难以绕开的矛盾难题，需给予高度重视和认真加以解决。
第一对矛盾难题：“小政府” 与“强政府”的矛盾。在重构与创新过程中，一个值得重视和应予以认真加以解决的矛盾是政治体制改革理论取向与社会决策现实目标价值的逆忤性问题。随着政务改革的深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推进，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取向于“小政府，大社会”。然而，抛开中国管理制度的历史传统不论，现实正在发生巨大转型变革的超大型国家所面临的复杂险峻的环境与形势却要求建立一种特定时空高度集权统一的以“强政府”为核心的社会管理决策行为系统。由此衍生出在理论建树、组织体制、观念意识与运行机制的“小政府” 与“强政府”的二元逆向诉求，成为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管理改革中的一大矛盾与难题。
妥善处理两种取向的关系、矛盾甚至冲突，恰当把握政府——社会管理之间大与小，强与弱的“度”，需要从实践角度作出不断的理性探索。
但是，如果从巨大转型变革和内外部复杂险峻的环境现实的角度分析，不仅在今天，而且在今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在进一步强化宪政改革，强化社会监督，履践公正、公平诉求的同时，保持或建设公正、公开、廉洁、透明、高效、亲民、为民的强势政府和以其为核心的社会管理决策行为体系，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和需求，是中国创建东方式现代化道路的客观选择和需求。
第二对矛盾难题：“强民主”与“强政府”的冲突。随着社会公共事务的民主化，非政府职能化因素的增加，反映在社会公共事务与社会管理中，必然表现为决策主体多元化与权力社会化的不断增强。这种“强民主”倾向无疑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表征，对于创建现代科学社会管理体系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但由此却给现实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系统的运行带来了新的问题、矛盾与难题，即决策主体多元化和由“强民主”推动的“强社会”倾向，不仅同传统的一元集权及“大（强）政府、小（弱）社会”之间产生结构性矛盾，而且与上述具有存在必要性和合理性的 “强政府”选择产生尖锐的冲突。
与第一问题一样，妥善处理二者间的相互关系和冲突乃是关系社会稳定、和谐、健康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建立现代科学社会管理体系所必须慎重解决的重大问题，需要从实践角度做出不断的理性探索。
但是，仅有这样一种态度是不够的，似乎应有更加明晰的选择。对于中国而言，当我们面对“强民主”与“强政府”这一冲突时，最重要的是，应该创建自己的现代民主观、民主意识和民主体系。这也许是从根本上解决“强民主”与“强政府”这一矛盾难题的真正药石，是重构与创新社会管理的理论与现实基础。
现代民主观、民主意识和民主体系应建立在融汇东西方优秀文明创造的基础之上。
基于这种”复合型”的现代民主观、民主意识和民主体系，基于对中国今天和未来内外部环境现实的认知，同样基于对“强政府”的宪政属性及其公正、公开、廉洁、透明、高效、亲民、为民基本特质的期冀，我希望：“强民主”与“强政府”并举！
——这是面对现实“强民主”与“强政府”矛盾难题的未来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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