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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言》2013年10期：高校应成为协同创新的“发动机”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http://www.mmzy.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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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07
编者按：高校是知识创新的主阵地。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中，如何破解产学研结合的瓶颈，协同创新，发挥高校优势，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技术动力和决策参考，与区域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并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已成为政府、高校、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近日，民盟福建省委与群言杂志社召开专题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结合现状，就高校在产学研结合、协同创新中存在的科研体制、评价体制、科技转移体系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会议由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福建省委主委郑兰荪主持，民盟中央副主席张平出席会议并讲话。出席座谈会的有（以姓氏笔画为序）：
毕贤顺 福建工程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
苏新春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
李永青 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陈 莘 福建中医药大学成人教育学院院长
陈礼辉 福建农林大学材料工程学院院长
赵昕东 华侨大学数量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书面发言）
姚立纲 福州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院长
郑兰荪：众所周知，近几年我国一直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但成效并不显著。我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缺乏科技支撑，产学研结合的制度瓶颈未得到有效破解，科技和经济两张皮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受到劳动力成本、原材料价格上涨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生存压力越来越大，迫切需要依托新的高科技产品实现产业升级。然而现在的高校毕业生多因追求体制内的安逸不愿进入企业工作，即使进入企业的毕业生也往往缺乏足够的创新能力和活力，很难解决企业自身技术力量薄弱的问题。于是企业将目光投向高校，以期寻求到新的利润增长点，而且这种愿望十分强烈。但在另一方面，尽管我国高校科技水平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某些领域已与国外相差无几，却因为评价体系和知识产权方面存在的弊病及体制造成的种种困难，在满足企业需求和发展方面贡献甚少，非常可惜。
如果我们能真正把学校的科研力量和企业需求结合在一起，让高校帮助企业提高企业产品研发能力，无疑是为企业发展提供了相当的动力，也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现在问题的关键还是体制和机制障碍。
我认为，首先要改革高校的评价体系，改变将论文作为惟一评价标准的现状。目前在办学考核、教师聘用、晋升和分配激励，乃至研究生评定时，都是看论文，至于向企业提供科研帮助，进行技术创新、成果推广及产业化，只能被当作副业，迫使高校科技人员只好更多地关注纵向课题、评奖、发表论文，而对工程技术项目、企业技术创新项目以及成果转化无力关注，也缺乏动力。这无疑是造成产学研瓶颈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要处理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基础研究是为了解决前沿的科学问题，要参与国际竞争，这项工作需要一支精干的研究队伍。我国基础研究队伍过于庞大，绝大多数研究人员苦于找不到有特色的研究方向，一窝蜂地跟踪国际科学界的研究热点。这样的重复科研是对国家资源的巨大浪费。应当提高基础研究的门槛，减少基础研究人员，增加应用研究人员。对高校考核时要充分考虑应用研究。地方院校应将科研的重点放到应用研究上，更多地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即使是重点校所，其中相当一部分研究力量也完全可以从事应用研究。还应当鼓励和倡导高水平的研究人员及其团队在开展基础研究的同时，能将一部分精力用于应用研究，并尽可能将两者结合起来。
再次，要鼓励高校教师参与实体经济，自主创办研发公司。通过创办企业性质的研发机构来实现研发成果转化，这既可以解决企业的技术需求，也为学生发挥专业、发展能力及就业创造了渠道。同时还可以起到孵化器的作用。如果说基础研究要靠兴趣驱使的话，那么应用研究主要靠利益来驱使。美国高校的许多教师都在校外注册公司，并由此带动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斯坦福大学和硅谷的发展就是很好的例子。
事实上，目前我国不少高校教师已经在校外开办公司，也有不少成功的范例，但对此缺乏明确的政策。有关部门和高校对此事的态度还缺乏比较明确和一致的意见。有人认为，教师为企业做课题，却拿学校的工资，用学校的人员和设备，耗费学校的资源，所以学校理应在这类研发公司中占有很大比例的股份，这样才能体现学校的利益。于是在高校教师创办公司之初，学校往往提出此类要求，而不管公司之后的运作好坏与否。这种做法是短视的，如果高校所持股份过高，教师不可能有积极性，很多人都会望难却步，应用型研究也难以发展。从实际情况看，凡是应用研究开展较好的学校，校方所持的股份都较低，如南京工业大学只要求“留点痕迹”，美国斯坦福大学只要求2％的股份。如此放开，对学校和教师都有益。所以学校要有远见，切勿过于算计，否则一事无成。
第四，要鼓励职业教育的发展，提高职业院校地位，扭转对职业院校的歧视现状。目前普遍存在一种观念上的误区，即把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分为不同水平层面，认为只有考不上大学的学生才会读中专、大专等职业院校。于是，即便普通院校学生普遍就业难，职业教育院校毕业生供不应求，而我们却还在不停地扩大统招生规模。
我认为，随着大学教育逐渐大众化，应该压缩普通教育，扩大职业教育。二者是平行的关系，有着平等的地位。职业院校同样可以从事本科、研究生教育。甚至更进一步地说，现在不应该一味地大规模去搞专升本，而应该加强力量建设职业教育。一些缺乏生源或毕业生就业难的地方院校可以考虑向职业教育院校方向发展，以扩大其自身的生存空间。
总而言之，破解产学研结合的瓶颈，已经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当务之急！希望企业能够通过与高校、研究所的合作，解决技术需求；而高校、研究所能够以开放的态度，通过积极探索，找到有利于产学研结合的体制和运行机制，让研究成果更好地转化，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使相关企业的生产力得到有效地提升。
下面请大家结合实际工作，就我国高校如何实现协同创新等问题发表意见和建议，希望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完善体制机制 保障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
陈礼辉：在我国由大国迈向强国的历史进程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坚持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决策。推进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已成为我国高等院校承载的历史使命。我多年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在此就提升高校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问题与大家交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战略，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很快。就福建省来说，高等学校的数量由1978年16所发展到2012年的90所，本专科在校生数由1978年31万人增加到2012年87万人,在校研究生数由1978年90人增加到2012年3.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上世纪80年代的2%左右增加到2012年的32%。高等教育发展为福建省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引导高校主动贴紧经济文化建设主战场，2007年福建省启动了“高校科技创新与转化平台建设工程”、“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建设工程”、“咨询服务与文化建设工程”、“高校高层次人才培养与引进工程”、“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和“闽台教育交流与合作工程”。六年来，通过实施“高校服务海西建设六大工程”，加强了福建省高校的内涵建设，提升了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水平，增强了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的能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90所高校中，除了少数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大多整体科技创新能力不强，成果转化水平不高，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高素质创新型学术带头人匮乏。福建省高等教育缺乏高层次学术领军人才，国家级高层次人才严重不足。厦门大学拥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235人，其他８所重点建设高校仅拥有这类人才86人。在华东六省一市中，福建省高校高级职称教师人数和每万人拥有的高级职称教师人数都相对偏少。新组建、新升格的高校虽多，但普遍存在学历、职称层次偏低，结构性短缺的问题。
科技创新基础条件配置不合理。福建省高校国家级工程中心、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数量偏少，只有少数几所大学有国家级平台，国家级研发平台建设资助力度不够，从而影响到国家级大项目的承担和科技创新成果的产出。尽管近年来政府在高校投资建立了数量不少的省级工程中心、重点实验室、行业基地等平台，但资金投入有限、总体建设水平不高，没有达到资源共享的目的。
高校科技创新一线技术力量薄弱。大部分高校是教学型高校，只有少数是研究型或教学研究型高校，教师承担教学工作量非常大；博士后制度不完善，博士研究生招生数量偏少，特别是省属高校更少；从事实验研究的力量主要依赖硕士研究生，导致科技创新的一线技术力量薄弱。
高校科技创新经费投入不足。2012年，福建省只有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农林大学3所高校科研经费超过亿元，不少高校科研经费低于1000万元，高校整体科研实力偏弱，制约了高校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高校教师评价机制不够合理，成果转化机制不够灵活。教师在科研上存在重理论研究、轻应用开发的问题，与生产实践联系不够紧密。为了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教师将主要精力投向写论文、写专著、编教材，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性不高，实用技术发明专利不多，成果转化率偏低，转化水平不高。
鉴于这些情况，我建议：
构建新型产学研合作模式，建立成果转化的长效机制。福建农林大学借鉴台湾中兴大学产学智财营运中心的成功经验，成立了海峡创业育成中心，整合学校各类科技资源，与社会（企业）需求紧密联系，充分利用和发挥学校科技、人才、平台等优势，为学校科技人员服务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媒介和管理平台；为进驻企业提供孵化营运空间租用，产品、技术商业化咨询，企业文化和发展战略策划。中心成立三年来，在产学研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并在实践中探索建立了高校产学研合作五大模式：创业育成模式、协同创新模式、项目合作模式、专家服务模式、学生实践模式。这些实践证明，成立创业育成中心，是目前高校实现产学研合作，建立成果转化长效机制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建议有条件的高校也可以做此尝试。
建立正确的人才评价体系，为成果转化提供人才保障。要瞄准国际学科发展前沿，大力引进和培养高层次拔尖人才。重点培养中青年学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不断完善师资队伍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和学缘结构。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聘任要坚持评聘合一、按需设岗、竞聘上岗、合同管理、德才兼备的原则，分类评价、同行评价与综合评价相结合，选拔出优秀的科技创新人才。聘任条件可以按岗设置，教师岗位可以增设教学型教授、推广型教授、教授级实验师等。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总数实行总量控制，聘任权利可下放到学校，甚至学院。专业技术职务采用任期制，根据岗位的要求，届满评价重新聘任，专业技术职务可上可下，可适当设置一定数量终身专业技术职务。高校不仅要重视理论研究和原创性工作，重视SCI、SSCI论文、专著和发明专利，而且要更加重视成果转化工作，要建立成果转化的评价体系，重视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大力度奖励成果转化工作，可以采用津贴和股权方式分配，成立专门成果转化营运机构促进成果转化，提高成果转化效率，切实做到把论文写在生产一线上。
增强企业科技创新积极性，为校企合作提供充足动力。政府部门要综合运用财税金融、资助奖励、政府采购等手段，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突出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使企业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的主体、创新成果转化的主体。应尽快出台省级高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由政府与企业联合出资打造协同创新平台，校企产学研合作，解决区域产业共性关键技术问题。政府要创新投入机制，可以采用贷款贴息、税前抵扣、技术购买补贴等方式，重点支持创新体系建设和重大科技攻关与产业化，发挥财政资金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引导作用，形成职责明确、管理科学、鼓励创新的财政科技资金运行机制。要加强对创新投入的监管，完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考核体系，督促企业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提高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还要完善国家和省级财税政策，使成果转化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得以享受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
重视对地方高校政策倾斜，提高地方高校产学研水平。地方高校为我国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目前全国不少省级地方政府财力不足，地方高等教育得到中央财政的支持有限，财政资助不能满足地方高等教育事业和科技创新的需要。为此，建议中央财政对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引领、支撑作用的地方高校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在学科建设、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国家级平台建设、国家级科技项目、博士研究生教育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提升高校创新能力要充分调动教师积极性
姚立纲：我国的中小企业中有很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往往以生产某一特定目标产品为主。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这些企业逐渐暴露出其在新产品设计开发能力和手段上的严重缺陷，主要表现在：缺乏对产品的创新设计；以加工制造为主，产品设计开发力量薄弱；产品设计理论水平和开发手段落后；人才缺乏等方面，从而丧失了持续竞争力，陷入困境。因此这些企业迫切希望高校能够破解产学研结合瓶颈，进行协同创新，发挥优势，为企业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动力。
对于高校而言，高校的科研主体是教师，他们普遍拥有高学历，很多是海外留学归来，接受过严格的科研训练，具有宽阔的科学视野和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充分具备发挥科技主导和先行作用，为企业和社会服务的能力。然而，现在高校的科技创新，尤其是在与企业的协同创新方面，情况并不容乐观。从教师的角度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高校职称评聘、岗位考核等以论文为指挥棒，挫伤了广大教师从事科技创新和科技服务的积极性。目前高校教师职称评定和聘任考核主要是看教师发表论文数量、论文被引用情况和国家及地方政府资助科研项目的经费等。在教师中普遍存在着注重论文发表，看重论文SCI影响因子，重政府项目、轻企业合作项目等观念，直接导致高校教师科研与企业生产长期脱节和成果转化率低等问题。
其二，高校教师教学任务重，往往力不从心，严重制约了他们从事科技创新和科技服务的能力。随着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各类各层次人才培养的不断完善，高校教师除了承担大量的教学工作外，还必须承担国家级和省部级以上级别的科研课题，撰写高水平科研论文和学术著作，参与学科建设，从事发明创造和申请申报国家发明专利，编写、出版教材和制作多媒体课件等，常常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由于教师编制所限，教师往往也无暇开展科技服务交流。
其三，高校青年教师待遇低，工作千头万绪，不能专心从事科技创新和科技开发。目前福建省博士生毕业每月只有四五千元的收入，这种偏低的教师待遇使得优秀科技开发人才大量流失。对于刚刚进入高校的青年教师来说，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加上要过教学关、论文关等等，更是无心也无力承担科技开发类项目。
另外，一些高校的教师长期以来形成了以教学为主的思维模式，缺乏从事科技创新的主动性，也是原因之一。
针对上述情况，我建议：高校科学研究应坚持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为主，以创新为先导。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应超前于企业，高于市场，这样才能真正帮助企业解决买不到、自己又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政府应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资助力度，鼓励原创性成果和自主创新产品，对长期从事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的科技人员实施优先和特殊资助。对于科研设备陈旧和硬件建设落后的高校尤其是工科专业，政府应增加科研设备投入，保障其科技创新的硬件水平。
应扩大教师编制，以更优惠的政策吸引人才。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切实解决教师编制不足的问题，确保高等教育改革稳步推进，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供师资保障。
改进教师职称评定和聘任方法，从政策上引导高校教师服务地方建设。为了提高教师学术水平，增强学术竞争意识，必须实行高校教师的聘任和淘汰制度，并采取职称评聘结合的方法，充分调动教师积极性。只要符合相应职称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就应该予以承认，便于他们开展科学研究和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激励作用。
还应该成立完善的中介技术转移机构，解决高校教师科研创新成果的转化和实施问题。
政府应加大实施协同创新平台的建设力度和广度，支持具有建设条件和水平的高校与省内龙头企业成立协同创新中心，打破学校与学校、研究院所与企业、学校与企业、学校与研究院所之间的壁垒。同时取消各类省级项目、平台申报的名额限制及按单位的限项要求，项目申报实行透明、公开、公平和公正；并由政府出资对企业技术人员进行创新产品研发、现代产品设计理论等新知识、新技能等继续教育及培训；加大知识产权宣传力度，鼓励产品自主创新、开发自主品牌。
用制度保证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
苏新春：几年前我们曾就高校促进地方企业科技创新进行调研，走访了厦门市相关委办局及厦门地区的高等院校，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在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方面，普遍存在的问题有：政府部门对高校在产学研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有一定偏差；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有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未能得到很好的扶持；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6·18”交流平台）的社会接受度不高；对“9·8”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利用度不高。
如今几年过去了，政府方面的情况有了明显改观，但高校存在的问题依旧。
从政府方面看，以《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省属科研机构加快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28号文件）为例，政府对待科技创新的态度和支持的力度，都较以往有了巨大变化。“为推进省属科研机构改革创新，加快建立现代科研院所制度，营造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进一步提升省属科研机构和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该文件提出了“扩大科研机构管理自主权”、“创新科研组织模式”、“支持科研人员创新创业”、“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强化科研条件保障”五个方面，下辖12条意见，分别牵涉到科研机构、科研队伍管理中最重要的聘任、职称、编制、收入、科研成果、住房等体制性问题。而且这12条意见逐条都列有“责任单位”，涉及16个相关部门。这份文件的出台显示了福建省政府在支持和促进科研机构为经济建设服务上的态度与决心，其力度是前所未有的。
高校教师也日渐感受到了来自政府的这种“问题研究”、“国情研究”和“服务国家”的强烈要求和愿望。作为地处厦门的高校，我们每年都能得到来自各地、各级、各部门的诸多“对策研究指南”。政府的“问题研究”正在对高校产生积极有效的影响。
从高校方面看，成果转换率不高的状况只能说是有所改观，问题依旧。衡量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高不高，主要看从事这一研究的力量够不够；适合、符合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成果多不多；促进成果转换发展的条件好不好。目前学校虽对科技成果的转换率有所重视，教师也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做出了服务性成绩，但自觉从事这项工作的教师远远不够。他们并非不愿意去做，主要还是缺乏机制方面的动力。28号文件虽然态度明朗，力度空前，但高校教师对此仍难抱信心，遑论有所作为了。
缺乏制度方面的保证，即缺乏有力的、居主导地位的价值和判断机制；缺乏有力的经济杠杆奖励机制。
高校教师最重要的价值与评判体现在职称及岗位聘任方面。现有的评价体系完全是“理论研究”型的。评价体制中有论文、著作、课题、获奖、经费诸项要求，论文被放在最重要位置，具有不可替代性，且论文评定越来越形式化，定级定档已成为硬杠杠。在应用型研究、社会服务上，课题与经费有时还能起到一定的显示作用，而论文很多时候却是关系不大的。现实如此：你做的工作虽然对社会有用，可对评定职称没用，只有做得两全其美才行。这对老教师而言不成问题，可却苦了年轻教师。我们在带年轻教师做现实服务课题时，经常要替他们设计好“出路”，不然影响晋级会令人歉疚。因此高校的价值判断标准与机制，必须要考虑从事科技转换、服务社会的因素，否则高校教师就会长期游离在社会发展与社会需求之外。
从事科技成果转换还需要有力的经济激励与奖励机制。这种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与现时愈来愈严格的高校财务制度形成了抵触。然而从事科技成果转换也是一种劳动，其中亦有时间、体力、精力的付出成本，应该有所回报；况且成果产生效益，也应该得到回报。这些需要在制度上予以肯定，要把激励或奖励与滥用，特别是与套用、套取科研经费区别开来。现在的财务管理变动极大，政策需要对此有一个清晰界定与稳定执行期，特别是要放在科学技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大局中来考虑问题。
产学研结合，高校应主动作为
李永青：科技创新是原创性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总称，是指创造和应用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提供新服务的过程。科技创新可以被分成三种类型：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现代科技引领的管理创新。
科技创新对于国家发展，民生改善的重要性不容质疑，世界各国无不关注，我国对此也极为重视。但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如许多中小企业只关注眼前利益，在研发上不愿意投入；以论文为主的科研评价机制不完善；以科研管理部门为主的科研经费投入体制不合理等，造成我国科技创新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产学研相结合，是将科研、教育、生产等不同的社会分工在功能和资源优势上的协同与集成化，是技术创新上、中、下游的对接与耦合。只有产学研相结合，才能使科技创新落到实处。在生产对创新不够重视的情况下，高校的作用显得尤其重要。
高校有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的功能，优秀人才集聚，在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有足够的优势，特别是已不存在评职称之忧的教授们，更应该考虑如何服务社会。在美国，为了让教授能够不受外界干扰而专心做研究，专门设立了终生教授。我们虽然没有这样的设置，但在大多数高校，很多教授事实上也是“终身”的。因此如果高校能完善对教授的考核机制，让他们在服务经济社会上多一些选择，引导他们主动在技术创新和现代科技引领的管理创新上为经济社会作出贡献，将对科技创新产生重大意义。
2004年在湖南湘潭召开的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第八届年会上，一位在美国从事应用数学工作的教授介绍了自己的机场航班调度管理系统在美国的推广过程。该系统简单说就是航空公司如何安排航班，如果一个航班延误，那么接下来一班飞机所承担的任务是跟着推迟还是调整其他的飞机来执行？因为航空公司的飞机使用效率都是很高的，牵一发而动全身，该系统设计要考虑多种因素，找出一个最佳解决方案。这位教授通过大量的调研，先做演示系统，带着这个系统逐个求见航空公司总裁，最终说服了一家航空公司。之后，这个系统又被其他几家公司陆续接纳使用，获得了成功。
这个例子使我们得到启发：产学研结合科技创新，高校和教授们应该主动出击，寻找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发挥自己的优势，在服务需求中提升自己。
发挥特色优势，提升协同创新能力
陈 莘：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协同创新”的重要思想，强调“政、产、学、研、用”各主体要围绕国家需求，瞄准世界一流，整合资源，创新体制机制，开展协同创新，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加快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步伐。高校是培养人才、传承知识、创新科技的主要阵地，在国家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独特作用，没有高校与企业、用户、科研院所、政府等的合作，就难以在全社会形成协同创新的机制体制，难以构建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同产业发展相衔接的结构合理、类型多样、机制灵活、充满活力的创新体。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高校是推进协同创新的重要力量。
我来自福建中医药大学。近年来，我们学校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专业特色和优势，围绕“国家急需、国内一流”的要求，以推广应用和产品转化为研究导向，整合校内学科资源，与地方政府、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企业合作，瞄准中医药科学前沿及重大需求开展联合科研攻关，构筑开放、融合、持续的协同创新平台，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发挥康复学科的资源和优势，整合直属附属医院医疗资源，加强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作，建立分工协作机制和双向转诊制度，逐渐形成了“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康复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层级、分阶段的三级康复医疗服务体系，使中医康复服务走进社区；成立康复技术协同创新中心，聘请康复领域领军人物组建专家委员会，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协同创新平台，重点以脑卒中预防和康复研究为突破口，优化康复适宜技术方案，研发康复相关药物、诊疗设备并转化应用，争取使中心发展成为面向全国开放的康复技术研究基地、康复领域高级人才培养基地、康复行业企业服务基地、创新育成及成果孵化转化基地；与莆田市、三明市等一批地方政府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开展中药材的规范化种植和产品研发，推进福建省药用植物资源普查，促进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深入开展科技人员服务企业行动，为企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积极构建校企合作平台，为学校科研、教学等人才培养提供实践基地。
然而，在推进协同创新的过程中依旧存在着一些问题，制约着协同创新的广泛化、密切化和深入化。如：科技成果普遍成熟度不高，新颖性、创新性不够，导致成果转化率较低；产学研对接平台不多；科技开发存在盲目性，与社会需求存在脱节现象；教师从事横向科技项目研究的积极性不高，技术研发平台需完善；闽产地道中药材开发力度不够等问题。鉴于以上问题，我们建议：
第一，对有开发前景的、市场紧缺的、能够解决行业共性和关键性技术问题的科技项目，希望政府加大资助力度，增加资助渠道。
第二，除了已有的项目成果交易会之外，搭建更多的成果对接交易平台；建立完善信息共享机制，畅通产学研对接渠道，为成果转化创造条件。
第三，促进人才交流合作，完善激励机制，引导科技人员为企业创新和增产增效作贡献。加强成果信息和科技资源沟通，避免盲目研究和重复研究。逐步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第四，高校普遍存在“重科研、轻推广；重水平、轻应用”的现象，主要是高校缺乏科研成果推广的激励机制，科研成果的考核缺乏评价标准。希望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在对科研人员职称评定或晋升时，不仅考核其科研项目、发表论著的数量，还要将科技成果转化后的效益水平作为考核的重点。
第五，推动校企共建产学研机构（平台），夯实产学研合作的组织基础。支持企业与高校合作建立技术中心、研究所、实验室等，为企业提供新产品开发、技术小试、中试的基地。
第六，筛选对中药产业发展有明显影响的福建特色或地道药材，深入研究其生物学特征、规范化生产、质量标准及产地初加工技术研究。利用福建省资源丰富的特色药材或地道药材为原料，开展食品、保健品、药品的研究开发工作，重点开展地道药材的中药新药药理药效与毒理学研究、中药新制剂工艺与质量控制研究。
完善高校人才培养评价体系
毕贤顺：提高教育质量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要保障高等教育科学发展和教育质量稳步提高，必须优化结构，办出特色。为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求2020年高等教育结构更加合理，特色更加鲜明。要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不仅要继续加快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推进重点学科建设创新，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而且要引导其他各类高校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包括支持具有地方或行业背景高校建设优势重点学科，改进管理模式，重点扩大高技能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规模。
纵观我国高校，按办学层次可分为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和职业技术学院，按办学水平又可分为“985工程”大学、“211工程”大学等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学和一般大学。不同办学层次和水平的高校，其培养目标是不同的，目前，这些高校在评价体系、项目管理、用人机制等方面仍存在误区，暴露出不少问题：
其一，科技评价体系不完整，千篇一律，没有特色。教师的聘用、晋升与职称评定方面，没有或很少考虑学校的类型与层次，基本都采取考核项目、获奖和发表论文的级别与数量的统一考核模式，很少注重对产学研合作、基层的项目推广等考察和考核，这种对所有高校都采取同一种管理模式的机制和导向严重挫伤了以应用型为主的高校教师的积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技能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其二，项目管理方面，存在着浮夸、不切实际现象。比如，对科研课题重申请，轻管理，过程监管薄弱，甚至只走过程流于形式，尤其是对科研项目验收工作敷衍了事，虎头蛇尾。有关科研成果的评审结论，基本的意见大都是近乎相同的达到了“国际水平”、“国内领先”、“社会效益明显”等等不切实际的套话，很少存在没有通过验收项目。众所周知，我国除了航空航天、部分武器装备等少数技术外，大部分核心技术都被外国垄断，我们专利申请的数量虽多，但具有垄断的核心技术却很少，企业名义上产值很高，但大都是做贴牌，利润极低。如果依然按照这种管理模式继续下去，“大国梦”的实现必将受到影响。
其三，政策导向方面，存在急功近利现象。科研项目能否解决实际问题，需要由时间和实践来检验，要给科研人员留出一定的时间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纵观现在的科研项目验收，要求之一就是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就造成部分科研人员因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不了任务而采取造假或篡改实验数据的现象，这也是我国的大部分“研究成果”、“论文”、“专利”等仅停留在表面现象上而没有实际意义的原因之一。
其四，在高校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上，缺乏校企的有效参与。企业对社会的人才需求是最直接，最有话语权的。虽然现在政府对企业在政策、经费等上的支持和关注度逐渐加大，但存在形式上偏多，本质上偏少的现象，对企业发展本质上的提升作用不大。如果政府能对关乎企业发展的重大问题给予多元化帮助和扶持，就会促使企业主动承担一定义务和责任，并具备相当能力与高校联合培养学生，从而帮助学生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为此建议：改变用人机制的政策导向，使不同层次的学校、不同科研能力和水平的人员都能发挥各自长处，贡献社会；完善评价体系，不要将科研项目、科研论文、科研获奖的水平、层次与数量这些指标作为评价学校或个人的惟一标准，应根据学校的类型，采取多元化的分类评价体系，充分调动不同层面和水平高校教师的积极性；加大政府联合高校和企业的桥梁作用，给企业以相应政策上的扶持和经费保障，真正让校企联合，建立以高校为龙头，以企业为主体的利益与责任关联机制，发挥高校的人才资源优势和企业的资金及装备优势，做到高校与企业优势互补、资源互用、利益共享,同时有目的、有计划地邀请企业加入到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上来，让企业的精英定期参与到高校日常的教学过程中，指导实践。
张平：民盟作为以文化教育及科学技术领域为主要界别的参政党，一直关注高校和高教的发展。今年5月，“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2011计划）正式启动一年，可以说，我国的协同创新之路，才刚刚起步。这其中有成绩，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今天的座谈会聚焦产学研结合、协同创新，这个突破口和切入点找得很准，具有很强的现实和引领意义。
刚才听了郑兰荪副主席和几位专家的发言，我很受启发。诚如大家所说，在知识经济的今天，我国已将科技创新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近年来高校作为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平台，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科技进步的贡献越来越大，核心作用日益凸显。
但科学技术只有与产业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了，才能真正发挥其第一生产力的作用。记得杨振宁教授曾经说过：“中国已经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最复杂的技术，如卫星和火箭技术，中国最失败的地方，是没有学会怎么样把科技变成有经济效益的生产办法。”这句话值得我们深省。我们必须将高校的科研成果与生产部门结合，转化成生产力，形成“创新——转化，再创新——再转化”之良性循环，才能真正让高校变成协同创新的“发动机”。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高校和社会共同关注并采取有效措施，突破高校内部与外部的机制体制壁垒，释放人才、资源等创新要素的活力。在这方面，民盟大有可为，我们不仅要在这一领域发声，更要发好声。希望大家继续发挥智力优势，多做一些有益的探索，积极建言献策。同时，我们也会努力拓展宣传途径，为大家的参政议政成果提供更为广阔的展示空间。
书面发言
加快促进校企产学研交流合作
赵昕东
近年来，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越来越重视产学研合作，为科技创新服务社会探索出一条新路。目前，厦门市已建立两期软件园，吸引了众多高科技企业入住，厦门大学、华侨大学、集美大学等在园内都有各自的办公大楼，并与高科技企业进行了合作。同时，面积更大的软件园三期正处于建设当中。福州市已建行业技术创新中心38家，以高校、科研单位为依托的有23家。其中产学研合作典范，则当属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所。作为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结构化学和新晶体材料与器件的综合研究基地，该所不仅科技成果丰硕，而且还将自主发明的光电子晶体进行工程产业化，成立了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光学晶体与器件生产商，并成功上市，带动了我国民族光电子产业的发展。
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产学研合作发展迅速的同时，依然存在着不少困难与问题，亟需得到政府的规范、引导和支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企业对产学研合作积极性不够高。中小型企业资金量小，对创新技术研发的风险承担能力弱，比较注重短期的收益，因此对技术创新的需求不足。而对于某些大型企业来说，他们有强大的研发团队，成熟的人才培养体系，加上对公司技术泄密问题的担忧，也不愿通过校企合作等途径开发研究。比如，福州福大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由校办企业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目前企业员工达到3000多名，专业从事自动化工程项目设计、安装、调试等服务和代理销售各类进口名牌电气及自动化产品。该公司有自己的中央研究院，很少参与到产学研合作，技术上基本能自主研发。
校企的价值取向阻碍了产学研合作。高校与企业是产学研合作的两大主体，缺一不可。当前，高校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程度不足，这主要是由于高校学术文化的特点是追求理论及学术价值，往往忽略成果的市场价值。高校对科研成果的评价主要是以国家经费多少、发表论文档次及数量、参与人的学术地位高低以及所获奖励级别等为标准，而企业关注的是科研成果能否带来实实在在的市场效益及潜在的市场前景。价值取向的差异造成部分教师漠视产学研合作，也在客观上抑制了高校教师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积极性。
产学研合作缺乏有效地对接机制。高校和科研院所在科技研发上具有很大优势，并获取了众多技术专利，与此同时，大中型企业也亟需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新产品来扩大市场占有率，增强竞争优势，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技术的需求方与供给方很难实现有效地合作。虽然会有诸如福州市的“6·18”产品推介会这样的途径来撮合技术的供需双方实现对接，但这种机会较少，而市场又是瞬息万变，因此亟需进一步拓宽类似的合作渠道。
政府机构对产学研的支持力度不够全面。我国中小型企业数量众多，这些企业在科技创新与研发投入上均享有一定的补贴及税收返还优惠，但在需要大量资金的产品中试阶段，相应配套的补偿机制不足，使得这些企业面临着巨大的投资风险，这也是造成许多中小型企业不愿进行创新型研发投入的原因之一。
针对这些问题，我认为：
首先要加快改革高校评价机制，鼓励高校教师参与产学研合作。不同的价值取向抑制了高校教师“走出去”的积极性，通过对高校相应评价机制进行改革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目前，福州大学已建立了相应的考核指标，其他一些高校也正在进行类似的绩效机制改革。
其次要进一步加大政府投入，全面支持创新型技术研发。中小型企业数量占市场的大多数，具有巨大创新的活力与意愿，但由于无法承担高研发投资的风险，降低了他们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热情，尤其是在产品中试阶段。若政府加大对这一块的投入，可以有效地减少这些企业的忧虑，重新激发他们创新的活力。
再次应建立产学研信息服务平台，加强校企产学研合作的交流。信息不对称问题造成了技术的买卖双方不能实现有效地合作，挫伤了高校与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积极性。建议大力发展中介咨询公司，连接技术供需双方，以促进其交流与合作。
最后应加强政府宣传，营造良好的产学研合作环境。要通过产学研合作的宣传工作，促使高校导师意识到理论应用的价值与意义，进而参与到企业的合作项目，同时也要让企业感受到产学研合作所带来的荣誉感。
《群言》2013年10期：高校应成为协同创新的“发动机”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http://www.mmzy.org.cn [大] [小] 2014-08-07
编者按：高校是知识创新的主阵地。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中，如何破解产学研结合的瓶颈，协同创新，发挥高校优势，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技术动力和决策参考，与区域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并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已成为政府、高校、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近日，民盟福建省委与群言杂志社召开专题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结合现状，就高校在产学研结合、协同创新中存在的科研体制、评价体制、科技转移体系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会议由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福建省委主委郑兰荪主持，民盟中央副主席张平出席会议并讲话。出席座谈会的有（以姓氏笔画为序）：
毕贤顺 福建工程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
苏新春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
李永青 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陈 莘 福建中医药大学成人教育学院院长
陈礼辉 福建农林大学材料工程学院院长
赵昕东 华侨大学数量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书面发言）
姚立纲 福州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院长
郑兰荪：众所周知，近几年我国一直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但成效并不显著。我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缺乏科技支撑，产学研结合的制度瓶颈未得到有效破解，科技和经济两张皮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受到劳动力成本、原材料价格上涨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生存压力越来越大，迫切需要依托新的高科技产品实现产业升级。然而现在的高校毕业生多因追求体制内的安逸不愿进入企业工作，即使进入企业的毕业生也往往缺乏足够的创新能力和活力，很难解决企业自身技术力量薄弱的问题。于是企业将目光投向高校，以期寻求到新的利润增长点，而且这种愿望十分强烈。但在另一方面，尽管我国高校科技水平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某些领域已与国外相差无几，却因为评价体系和知识产权方面存在的弊病及体制造成的种种困难，在满足企业需求和发展方面贡献甚少，非常可惜。
如果我们能真正把学校的科研力量和企业需求结合在一起，让高校帮助企业提高企业产品研发能力，无疑是为企业发展提供了相当的动力，也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现在问题的关键还是体制和机制障碍。
我认为，首先要改革高校的评价体系，改变将论文作为惟一评价标准的现状。目前在办学考核、教师聘用、晋升和分配激励，乃至研究生评定时，都是看论文，至于向企业提供科研帮助，进行技术创新、成果推广及产业化，只能被当作副业，迫使高校科技人员只好更多地关注纵向课题、评奖、发表论文，而对工程技术项目、企业技术创新项目以及成果转化无力关注，也缺乏动力。这无疑是造成产学研瓶颈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要处理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基础研究是为了解决前沿的科学问题，要参与国际竞争，这项工作需要一支精干的研究队伍。我国基础研究队伍过于庞大，绝大多数研究人员苦于找不到有特色的研究方向，一窝蜂地跟踪国际科学界的研究热点。这样的重复科研是对国家资源的巨大浪费。应当提高基础研究的门槛，减少基础研究人员，增加应用研究人员。对高校考核时要充分考虑应用研究。地方院校应将科研的重点放到应用研究上，更多地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即使是重点校所，其中相当一部分研究力量也完全可以从事应用研究。还应当鼓励和倡导高水平的研究人员及其团队在开展基础研究的同时，能将一部分精力用于应用研究，并尽可能将两者结合起来。
再次，要鼓励高校教师参与实体经济，自主创办研发公司。通过创办企业性质的研发机构来实现研发成果转化，这既可以解决企业的技术需求，也为学生发挥专业、发展能力及就业创造了渠道。同时还可以起到孵化器的作用。如果说基础研究要靠兴趣驱使的话，那么应用研究主要靠利益来驱使。美国高校的许多教师都在校外注册公司，并由此带动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斯坦福大学和硅谷的发展就是很好的例子。
事实上，目前我国不少高校教师已经在校外开办公司，也有不少成功的范例，但对此缺乏明确的政策。有关部门和高校对此事的态度还缺乏比较明确和一致的意见。有人认为，教师为企业做课题，却拿学校的工资，用学校的人员和设备，耗费学校的资源，所以学校理应在这类研发公司中占有很大比例的股份，这样才能体现学校的利益。于是在高校教师创办公司之初，学校往往提出此类要求，而不管公司之后的运作好坏与否。这种做法是短视的，如果高校所持股份过高，教师不可能有积极性，很多人都会望难却步，应用型研究也难以发展。从实际情况看，凡是应用研究开展较好的学校，校方所持的股份都较低，如南京工业大学只要求“留点痕迹”，美国斯坦福大学只要求2％的股份。如此放开，对学校和教师都有益。所以学校要有远见，切勿过于算计，否则一事无成。
第四，要鼓励职业教育的发展，提高职业院校地位，扭转对职业院校的歧视现状。目前普遍存在一种观念上的误区，即把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分为不同水平层面，认为只有考不上大学的学生才会读中专、大专等职业院校。于是，即便普通院校学生普遍就业难，职业教育院校毕业生供不应求，而我们却还在不停地扩大统招生规模。
我认为，随着大学教育逐渐大众化，应该压缩普通教育，扩大职业教育。二者是平行的关系，有着平等的地位。职业院校同样可以从事本科、研究生教育。甚至更进一步地说，现在不应该一味地大规模去搞专升本，而应该加强力量建设职业教育。一些缺乏生源或毕业生就业难的地方院校可以考虑向职业教育院校方向发展，以扩大其自身的生存空间。
总而言之，破解产学研结合的瓶颈，已经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当务之急！希望企业能够通过与高校、研究所的合作，解决技术需求；而高校、研究所能够以开放的态度，通过积极探索，找到有利于产学研结合的体制和运行机制，让研究成果更好地转化，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使相关企业的生产力得到有效地提升。
下面请大家结合实际工作，就我国高校如何实现协同创新等问题发表意见和建议，希望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完善体制机制 保障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
陈礼辉：在我国由大国迈向强国的历史进程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坚持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决策。推进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已成为我国高等院校承载的历史使命。我多年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在此就提升高校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问题与大家交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战略，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很快。就福建省来说，高等学校的数量由1978年16所发展到2012年的90所，本专科在校生数由1978年31万人增加到2012年87万人,在校研究生数由1978年90人增加到2012年3.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上世纪80年代的2%左右增加到2012年的32%。高等教育发展为福建省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引导高校主动贴紧经济文化建设主战场，2007年福建省启动了“高校科技创新与转化平台建设工程”、“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建设工程”、“咨询服务与文化建设工程”、“高校高层次人才培养与引进工程”、“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和“闽台教育交流与合作工程”。六年来，通过实施“高校服务海西建设六大工程”，加强了福建省高校的内涵建设，提升了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水平，增强了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的能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90所高校中，除了少数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大多整体科技创新能力不强，成果转化水平不高，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高素质创新型学术带头人匮乏。福建省高等教育缺乏高层次学术领军人才，国家级高层次人才严重不足。厦门大学拥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235人，其他８所重点建设高校仅拥有这类人才86人。在华东六省一市中，福建省高校高级职称教师人数和每万人拥有的高级职称教师人数都相对偏少。新组建、新升格的高校虽多，但普遍存在学历、职称层次偏低，结构性短缺的问题。
科技创新基础条件配置不合理。福建省高校国家级工程中心、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数量偏少，只有少数几所大学有国家级平台，国家级研发平台建设资助力度不够，从而影响到国家级大项目的承担和科技创新成果的产出。尽管近年来政府在高校投资建立了数量不少的省级工程中心、重点实验室、行业基地等平台，但资金投入有限、总体建设水平不高，没有达到资源共享的目的。
高校科技创新一线技术力量薄弱。大部分高校是教学型高校，只有少数是研究型或教学研究型高校，教师承担教学工作量非常大；博士后制度不完善，博士研究生招生数量偏少，特别是省属高校更少；从事实验研究的力量主要依赖硕士研究生，导致科技创新的一线技术力量薄弱。
高校科技创新经费投入不足。2012年，福建省只有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农林大学3所高校科研经费超过亿元，不少高校科研经费低于1000万元，高校整体科研实力偏弱，制约了高校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高校教师评价机制不够合理，成果转化机制不够灵活。教师在科研上存在重理论研究、轻应用开发的问题，与生产实践联系不够紧密。为了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教师将主要精力投向写论文、写专著、编教材，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性不高，实用技术发明专利不多，成果转化率偏低，转化水平不高。
鉴于这些情况，我建议：
构建新型产学研合作模式，建立成果转化的长效机制。福建农林大学借鉴台湾中兴大学产学智财营运中心的成功经验，成立了海峡创业育成中心，整合学校各类科技资源，与社会（企业）需求紧密联系，充分利用和发挥学校科技、人才、平台等优势，为学校科技人员服务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媒介和管理平台；为进驻企业提供孵化营运空间租用，产品、技术商业化咨询，企业文化和发展战略策划。中心成立三年来，在产学研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并在实践中探索建立了高校产学研合作五大模式：创业育成模式、协同创新模式、项目合作模式、专家服务模式、学生实践模式。这些实践证明，成立创业育成中心，是目前高校实现产学研合作，建立成果转化长效机制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建议有条件的高校也可以做此尝试。
建立正确的人才评价体系，为成果转化提供人才保障。要瞄准国际学科发展前沿，大力引进和培养高层次拔尖人才。重点培养中青年学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不断完善师资队伍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和学缘结构。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聘任要坚持评聘合一、按需设岗、竞聘上岗、合同管理、德才兼备的原则，分类评价、同行评价与综合评价相结合，选拔出优秀的科技创新人才。聘任条件可以按岗设置，教师岗位可以增设教学型教授、推广型教授、教授级实验师等。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总数实行总量控制，聘任权利可下放到学校，甚至学院。专业技术职务采用任期制，根据岗位的要求，届满评价重新聘任，专业技术职务可上可下，可适当设置一定数量终身专业技术职务。高校不仅要重视理论研究和原创性工作，重视SCI、SSCI论文、专著和发明专利，而且要更加重视成果转化工作，要建立成果转化的评价体系，重视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大力度奖励成果转化工作，可以采用津贴和股权方式分配，成立专门成果转化营运机构促进成果转化，提高成果转化效率，切实做到把论文写在生产一线上。
增强企业科技创新积极性，为校企合作提供充足动力。政府部门要综合运用财税金融、资助奖励、政府采购等手段，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突出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使企业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的主体、创新成果转化的主体。应尽快出台省级高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由政府与企业联合出资打造协同创新平台，校企产学研合作，解决区域产业共性关键技术问题。政府要创新投入机制，可以采用贷款贴息、税前抵扣、技术购买补贴等方式，重点支持创新体系建设和重大科技攻关与产业化，发挥财政资金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引导作用，形成职责明确、管理科学、鼓励创新的财政科技资金运行机制。要加强对创新投入的监管，完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考核体系，督促企业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提高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还要完善国家和省级财税政策，使成果转化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得以享受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
重视对地方高校政策倾斜，提高地方高校产学研水平。地方高校为我国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目前全国不少省级地方政府财力不足，地方高等教育得到中央财政的支持有限，财政资助不能满足地方高等教育事业和科技创新的需要。为此，建议中央财政对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引领、支撑作用的地方高校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在学科建设、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国家级平台建设、国家级科技项目、博士研究生教育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提升高校创新能力要充分调动教师积极性
姚立纲：我国的中小企业中有很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往往以生产某一特定目标产品为主。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这些企业逐渐暴露出其在新产品设计开发能力和手段上的严重缺陷，主要表现在：缺乏对产品的创新设计；以加工制造为主，产品设计开发力量薄弱；产品设计理论水平和开发手段落后；人才缺乏等方面，从而丧失了持续竞争力，陷入困境。因此这些企业迫切希望高校能够破解产学研结合瓶颈，进行协同创新，发挥优势，为企业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动力。
对于高校而言，高校的科研主体是教师，他们普遍拥有高学历，很多是海外留学归来，接受过严格的科研训练，具有宽阔的科学视野和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充分具备发挥科技主导和先行作用，为企业和社会服务的能力。然而，现在高校的科技创新，尤其是在与企业的协同创新方面，情况并不容乐观。从教师的角度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高校职称评聘、岗位考核等以论文为指挥棒，挫伤了广大教师从事科技创新和科技服务的积极性。目前高校教师职称评定和聘任考核主要是看教师发表论文数量、论文被引用情况和国家及地方政府资助科研项目的经费等。在教师中普遍存在着注重论文发表，看重论文SCI影响因子，重政府项目、轻企业合作项目等观念，直接导致高校教师科研与企业生产长期脱节和成果转化率低等问题。
其二，高校教师教学任务重，往往力不从心，严重制约了他们从事科技创新和科技服务的能力。随着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各类各层次人才培养的不断完善，高校教师除了承担大量的教学工作外，还必须承担国家级和省部级以上级别的科研课题，撰写高水平科研论文和学术著作，参与学科建设，从事发明创造和申请申报国家发明专利，编写、出版教材和制作多媒体课件等，常常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由于教师编制所限，教师往往也无暇开展科技服务交流。
其三，高校青年教师待遇低，工作千头万绪，不能专心从事科技创新和科技开发。目前福建省博士生毕业每月只有四五千元的收入，这种偏低的教师待遇使得优秀科技开发人才大量流失。对于刚刚进入高校的青年教师来说，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加上要过教学关、论文关等等，更是无心也无力承担科技开发类项目。
另外，一些高校的教师长期以来形成了以教学为主的思维模式，缺乏从事科技创新的主动性，也是原因之一。
针对上述情况，我建议：高校科学研究应坚持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为主，以创新为先导。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应超前于企业，高于市场，这样才能真正帮助企业解决买不到、自己又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政府应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资助力度，鼓励原创性成果和自主创新产品，对长期从事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的科技人员实施优先和特殊资助。对于科研设备陈旧和硬件建设落后的高校尤其是工科专业，政府应增加科研设备投入，保障其科技创新的硬件水平。
应扩大教师编制，以更优惠的政策吸引人才。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切实解决教师编制不足的问题，确保高等教育改革稳步推进，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供师资保障。
改进教师职称评定和聘任方法，从政策上引导高校教师服务地方建设。为了提高教师学术水平，增强学术竞争意识，必须实行高校教师的聘任和淘汰制度，并采取职称评聘结合的方法，充分调动教师积极性。只要符合相应职称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就应该予以承认，便于他们开展科学研究和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激励作用。
还应该成立完善的中介技术转移机构，解决高校教师科研创新成果的转化和实施问题。
政府应加大实施协同创新平台的建设力度和广度，支持具有建设条件和水平的高校与省内龙头企业成立协同创新中心，打破学校与学校、研究院所与企业、学校与企业、学校与研究院所之间的壁垒。同时取消各类省级项目、平台申报的名额限制及按单位的限项要求，项目申报实行透明、公开、公平和公正；并由政府出资对企业技术人员进行创新产品研发、现代产品设计理论等新知识、新技能等继续教育及培训；加大知识产权宣传力度，鼓励产品自主创新、开发自主品牌。
用制度保证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
苏新春：几年前我们曾就高校促进地方企业科技创新进行调研，走访了厦门市相关委办局及厦门地区的高等院校，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在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方面，普遍存在的问题有：政府部门对高校在产学研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有一定偏差；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有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未能得到很好的扶持；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6·18”交流平台）的社会接受度不高；对“9·8”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利用度不高。
如今几年过去了，政府方面的情况有了明显改观，但高校存在的问题依旧。
从政府方面看，以《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省属科研机构加快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28号文件）为例，政府对待科技创新的态度和支持的力度，都较以往有了巨大变化。“为推进省属科研机构改革创新，加快建立现代科研院所制度，营造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进一步提升省属科研机构和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该文件提出了“扩大科研机构管理自主权”、“创新科研组织模式”、“支持科研人员创新创业”、“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强化科研条件保障”五个方面，下辖12条意见，分别牵涉到科研机构、科研队伍管理中最重要的聘任、职称、编制、收入、科研成果、住房等体制性问题。而且这12条意见逐条都列有“责任单位”，涉及16个相关部门。这份文件的出台显示了福建省政府在支持和促进科研机构为经济建设服务上的态度与决心，其力度是前所未有的。
高校教师也日渐感受到了来自政府的这种“问题研究”、“国情研究”和“服务国家”的强烈要求和愿望。作为地处厦门的高校，我们每年都能得到来自各地、各级、各部门的诸多“对策研究指南”。政府的“问题研究”正在对高校产生积极有效的影响。
从高校方面看，成果转换率不高的状况只能说是有所改观，问题依旧。衡量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高不高，主要看从事这一研究的力量够不够；适合、符合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成果多不多；促进成果转换发展的条件好不好。目前学校虽对科技成果的转换率有所重视，教师也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做出了服务性成绩，但自觉从事这项工作的教师远远不够。他们并非不愿意去做，主要还是缺乏机制方面的动力。28号文件虽然态度明朗，力度空前，但高校教师对此仍难抱信心，遑论有所作为了。
缺乏制度方面的保证，即缺乏有力的、居主导地位的价值和判断机制；缺乏有力的经济杠杆奖励机制。
高校教师最重要的价值与评判体现在职称及岗位聘任方面。现有的评价体系完全是“理论研究”型的。评价体制中有论文、著作、课题、获奖、经费诸项要求，论文被放在最重要位置，具有不可替代性，且论文评定越来越形式化，定级定档已成为硬杠杠。在应用型研究、社会服务上，课题与经费有时还能起到一定的显示作用，而论文很多时候却是关系不大的。现实如此：你做的工作虽然对社会有用，可对评定职称没用，只有做得两全其美才行。这对老教师而言不成问题，可却苦了年轻教师。我们在带年轻教师做现实服务课题时，经常要替他们设计好“出路”，不然影响晋级会令人歉疚。因此高校的价值判断标准与机制，必须要考虑从事科技转换、服务社会的因素，否则高校教师就会长期游离在社会发展与社会需求之外。
从事科技成果转换还需要有力的经济激励与奖励机制。这种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与现时愈来愈严格的高校财务制度形成了抵触。然而从事科技成果转换也是一种劳动，其中亦有时间、体力、精力的付出成本，应该有所回报；况且成果产生效益，也应该得到回报。这些需要在制度上予以肯定，要把激励或奖励与滥用，特别是与套用、套取科研经费区别开来。现在的财务管理变动极大，政策需要对此有一个清晰界定与稳定执行期，特别是要放在科学技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大局中来考虑问题。
产学研结合，高校应主动作为
李永青：科技创新是原创性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总称，是指创造和应用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提供新服务的过程。科技创新可以被分成三种类型：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现代科技引领的管理创新。
科技创新对于国家发展，民生改善的重要性不容质疑，世界各国无不关注，我国对此也极为重视。但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如许多中小企业只关注眼前利益，在研发上不愿意投入；以论文为主的科研评价机制不完善；以科研管理部门为主的科研经费投入体制不合理等，造成我国科技创新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产学研相结合，是将科研、教育、生产等不同的社会分工在功能和资源优势上的协同与集成化，是技术创新上、中、下游的对接与耦合。只有产学研相结合，才能使科技创新落到实处。在生产对创新不够重视的情况下，高校的作用显得尤其重要。
高校有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的功能，优秀人才集聚，在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有足够的优势，特别是已不存在评职称之忧的教授们，更应该考虑如何服务社会。在美国，为了让教授能够不受外界干扰而专心做研究，专门设立了终生教授。我们虽然没有这样的设置，但在大多数高校，很多教授事实上也是“终身”的。因此如果高校能完善对教授的考核机制，让他们在服务经济社会上多一些选择，引导他们主动在技术创新和现代科技引领的管理创新上为经济社会作出贡献，将对科技创新产生重大意义。
2004年在湖南湘潭召开的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第八届年会上，一位在美国从事应用数学工作的教授介绍了自己的机场航班调度管理系统在美国的推广过程。该系统简单说就是航空公司如何安排航班，如果一个航班延误，那么接下来一班飞机所承担的任务是跟着推迟还是调整其他的飞机来执行？因为航空公司的飞机使用效率都是很高的，牵一发而动全身，该系统设计要考虑多种因素，找出一个最佳解决方案。这位教授通过大量的调研，先做演示系统，带着这个系统逐个求见航空公司总裁，最终说服了一家航空公司。之后，这个系统又被其他几家公司陆续接纳使用，获得了成功。
这个例子使我们得到启发：产学研结合科技创新，高校和教授们应该主动出击，寻找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发挥自己的优势，在服务需求中提升自己。
发挥特色优势，提升协同创新能力
陈 莘：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协同创新”的重要思想，强调“政、产、学、研、用”各主体要围绕国家需求，瞄准世界一流，整合资源，创新体制机制，开展协同创新，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加快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步伐。高校是培养人才、传承知识、创新科技的主要阵地，在国家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独特作用，没有高校与企业、用户、科研院所、政府等的合作，就难以在全社会形成协同创新的机制体制，难以构建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同产业发展相衔接的结构合理、类型多样、机制灵活、充满活力的创新体。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高校是推进协同创新的重要力量。
我来自福建中医药大学。近年来，我们学校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专业特色和优势，围绕“国家急需、国内一流”的要求，以推广应用和产品转化为研究导向，整合校内学科资源，与地方政府、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企业合作，瞄准中医药科学前沿及重大需求开展联合科研攻关，构筑开放、融合、持续的协同创新平台，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发挥康复学科的资源和优势，整合直属附属医院医疗资源，加强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作，建立分工协作机制和双向转诊制度，逐渐形成了“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康复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层级、分阶段的三级康复医疗服务体系，使中医康复服务走进社区；成立康复技术协同创新中心，聘请康复领域领军人物组建专家委员会，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协同创新平台，重点以脑卒中预防和康复研究为突破口，优化康复适宜技术方案，研发康复相关药物、诊疗设备并转化应用，争取使中心发展成为面向全国开放的康复技术研究基地、康复领域高级人才培养基地、康复行业企业服务基地、创新育成及成果孵化转化基地；与莆田市、三明市等一批地方政府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开展中药材的规范化种植和产品研发，推进福建省药用植物资源普查，促进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深入开展科技人员服务企业行动，为企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积极构建校企合作平台，为学校科研、教学等人才培养提供实践基地。
然而，在推进协同创新的过程中依旧存在着一些问题，制约着协同创新的广泛化、密切化和深入化。如：科技成果普遍成熟度不高，新颖性、创新性不够，导致成果转化率较低；产学研对接平台不多；科技开发存在盲目性，与社会需求存在脱节现象；教师从事横向科技项目研究的积极性不高，技术研发平台需完善；闽产地道中药材开发力度不够等问题。鉴于以上问题，我们建议：
第一，对有开发前景的、市场紧缺的、能够解决行业共性和关键性技术问题的科技项目，希望政府加大资助力度，增加资助渠道。
第二，除了已有的项目成果交易会之外，搭建更多的成果对接交易平台；建立完善信息共享机制，畅通产学研对接渠道，为成果转化创造条件。
第三，促进人才交流合作，完善激励机制，引导科技人员为企业创新和增产增效作贡献。加强成果信息和科技资源沟通，避免盲目研究和重复研究。逐步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第四，高校普遍存在“重科研、轻推广；重水平、轻应用”的现象，主要是高校缺乏科研成果推广的激励机制，科研成果的考核缺乏评价标准。希望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在对科研人员职称评定或晋升时，不仅考核其科研项目、发表论著的数量，还要将科技成果转化后的效益水平作为考核的重点。
第五，推动校企共建产学研机构（平台），夯实产学研合作的组织基础。支持企业与高校合作建立技术中心、研究所、实验室等，为企业提供新产品开发、技术小试、中试的基地。
第六，筛选对中药产业发展有明显影响的福建特色或地道药材，深入研究其生物学特征、规范化生产、质量标准及产地初加工技术研究。利用福建省资源丰富的特色药材或地道药材为原料，开展食品、保健品、药品的研究开发工作，重点开展地道药材的中药新药药理药效与毒理学研究、中药新制剂工艺与质量控制研究。
完善高校人才培养评价体系
毕贤顺：提高教育质量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要保障高等教育科学发展和教育质量稳步提高，必须优化结构，办出特色。为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求2020年高等教育结构更加合理，特色更加鲜明。要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不仅要继续加快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推进重点学科建设创新，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而且要引导其他各类高校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包括支持具有地方或行业背景高校建设优势重点学科，改进管理模式，重点扩大高技能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规模。
纵观我国高校，按办学层次可分为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和职业技术学院，按办学水平又可分为“985工程”大学、“211工程”大学等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学和一般大学。不同办学层次和水平的高校，其培养目标是不同的，目前，这些高校在评价体系、项目管理、用人机制等方面仍存在误区，暴露出不少问题：
其一，科技评价体系不完整，千篇一律，没有特色。教师的聘用、晋升与职称评定方面，没有或很少考虑学校的类型与层次，基本都采取考核项目、获奖和发表论文的级别与数量的统一考核模式，很少注重对产学研合作、基层的项目推广等考察和考核，这种对所有高校都采取同一种管理模式的机制和导向严重挫伤了以应用型为主的高校教师的积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技能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其二，项目管理方面，存在着浮夸、不切实际现象。比如，对科研课题重申请，轻管理，过程监管薄弱，甚至只走过程流于形式，尤其是对科研项目验收工作敷衍了事，虎头蛇尾。有关科研成果的评审结论，基本的意见大都是近乎相同的达到了“国际水平”、“国内领先”、“社会效益明显”等等不切实际的套话，很少存在没有通过验收项目。众所周知，我国除了航空航天、部分武器装备等少数技术外，大部分核心技术都被外国垄断，我们专利申请的数量虽多，但具有垄断的核心技术却很少，企业名义上产值很高，但大都是做贴牌，利润极低。如果依然按照这种管理模式继续下去，“大国梦”的实现必将受到影响。
其三，政策导向方面，存在急功近利现象。科研项目能否解决实际问题，需要由时间和实践来检验，要给科研人员留出一定的时间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纵观现在的科研项目验收，要求之一就是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就造成部分科研人员因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不了任务而采取造假或篡改实验数据的现象，这也是我国的大部分“研究成果”、“论文”、“专利”等仅停留在表面现象上而没有实际意义的原因之一。
其四，在高校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上，缺乏校企的有效参与。企业对社会的人才需求是最直接，最有话语权的。虽然现在政府对企业在政策、经费等上的支持和关注度逐渐加大，但存在形式上偏多，本质上偏少的现象，对企业发展本质上的提升作用不大。如果政府能对关乎企业发展的重大问题给予多元化帮助和扶持，就会促使企业主动承担一定义务和责任，并具备相当能力与高校联合培养学生，从而帮助学生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为此建议：改变用人机制的政策导向，使不同层次的学校、不同科研能力和水平的人员都能发挥各自长处，贡献社会；完善评价体系，不要将科研项目、科研论文、科研获奖的水平、层次与数量这些指标作为评价学校或个人的惟一标准，应根据学校的类型，采取多元化的分类评价体系，充分调动不同层面和水平高校教师的积极性；加大政府联合高校和企业的桥梁作用，给企业以相应政策上的扶持和经费保障，真正让校企联合，建立以高校为龙头，以企业为主体的利益与责任关联机制，发挥高校的人才资源优势和企业的资金及装备优势，做到高校与企业优势互补、资源互用、利益共享,同时有目的、有计划地邀请企业加入到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上来，让企业的精英定期参与到高校日常的教学过程中，指导实践。
张平：民盟作为以文化教育及科学技术领域为主要界别的参政党，一直关注高校和高教的发展。今年5月，“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2011计划）正式启动一年，可以说，我国的协同创新之路，才刚刚起步。这其中有成绩，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今天的座谈会聚焦产学研结合、协同创新，这个突破口和切入点找得很准，具有很强的现实和引领意义。
刚才听了郑兰荪副主席和几位专家的发言，我很受启发。诚如大家所说，在知识经济的今天，我国已将科技创新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近年来高校作为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平台，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科技进步的贡献越来越大，核心作用日益凸显。
但科学技术只有与产业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了，才能真正发挥其第一生产力的作用。记得杨振宁教授曾经说过：“中国已经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最复杂的技术，如卫星和火箭技术，中国最失败的地方，是没有学会怎么样把科技变成有经济效益的生产办法。”这句话值得我们深省。我们必须将高校的科研成果与生产部门结合，转化成生产力，形成“创新——转化，再创新——再转化”之良性循环，才能真正让高校变成协同创新的“发动机”。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高校和社会共同关注并采取有效措施，突破高校内部与外部的机制体制壁垒，释放人才、资源等创新要素的活力。在这方面，民盟大有可为，我们不仅要在这一领域发声，更要发好声。希望大家继续发挥智力优势，多做一些有益的探索，积极建言献策。同时，我们也会努力拓展宣传途径，为大家的参政议政成果提供更为广阔的展示空间。
书面发言
加快促进校企产学研交流合作
赵昕东
近年来，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越来越重视产学研合作，为科技创新服务社会探索出一条新路。目前，厦门市已建立两期软件园，吸引了众多高科技企业入住，厦门大学、华侨大学、集美大学等在园内都有各自的办公大楼，并与高科技企业进行了合作。同时，面积更大的软件园三期正处于建设当中。福州市已建行业技术创新中心38家，以高校、科研单位为依托的有23家。其中产学研合作典范，则当属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所。作为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结构化学和新晶体材料与器件的综合研究基地，该所不仅科技成果丰硕，而且还将自主发明的光电子晶体进行工程产业化，成立了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光学晶体与器件生产商，并成功上市，带动了我国民族光电子产业的发展。
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产学研合作发展迅速的同时，依然存在着不少困难与问题，亟需得到政府的规范、引导和支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企业对产学研合作积极性不够高。中小型企业资金量小，对创新技术研发的风险承担能力弱，比较注重短期的收益，因此对技术创新的需求不足。而对于某些大型企业来说，他们有强大的研发团队，成熟的人才培养体系，加上对公司技术泄密问题的担忧，也不愿通过校企合作等途径开发研究。比如，福州福大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由校办企业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目前企业员工达到3000多名，专业从事自动化工程项目设计、安装、调试等服务和代理销售各类进口名牌电气及自动化产品。该公司有自己的中央研究院，很少参与到产学研合作，技术上基本能自主研发。
校企的价值取向阻碍了产学研合作。高校与企业是产学研合作的两大主体，缺一不可。当前，高校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程度不足，这主要是由于高校学术文化的特点是追求理论及学术价值，往往忽略成果的市场价值。高校对科研成果的评价主要是以国家经费多少、发表论文档次及数量、参与人的学术地位高低以及所获奖励级别等为标准，而企业关注的是科研成果能否带来实实在在的市场效益及潜在的市场前景。价值取向的差异造成部分教师漠视产学研合作，也在客观上抑制了高校教师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积极性。
产学研合作缺乏有效地对接机制。高校和科研院所在科技研发上具有很大优势，并获取了众多技术专利，与此同时，大中型企业也亟需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新产品来扩大市场占有率，增强竞争优势，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技术的需求方与供给方很难实现有效地合作。虽然会有诸如福州市的“6·18”产品推介会这样的途径来撮合技术的供需双方实现对接，但这种机会较少，而市场又是瞬息万变，因此亟需进一步拓宽类似的合作渠道。
政府机构对产学研的支持力度不够全面。我国中小型企业数量众多，这些企业在科技创新与研发投入上均享有一定的补贴及税收返还优惠，但在需要大量资金的产品中试阶段，相应配套的补偿机制不足，使得这些企业面临着巨大的投资风险，这也是造成许多中小型企业不愿进行创新型研发投入的原因之一。
针对这些问题，我认为：
首先要加快改革高校评价机制，鼓励高校教师参与产学研合作。不同的价值取向抑制了高校教师“走出去”的积极性，通过对高校相应评价机制进行改革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目前，福州大学已建立了相应的考核指标，其他一些高校也正在进行类似的绩效机制改革。
其次要进一步加大政府投入，全面支持创新型技术研发。中小型企业数量占市场的大多数，具有巨大创新的活力与意愿，但由于无法承担高研发投资的风险，降低了他们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热情，尤其是在产品中试阶段。若政府加大对这一块的投入，可以有效地减少这些企业的忧虑，重新激发他们创新的活力。
再次应建立产学研信息服务平台，加强校企产学研合作的交流。信息不对称问题造成了技术的买卖双方不能实现有效地合作，挫伤了高校与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积极性。建议大力发展中介咨询公司，连接技术供需双方，以促进其交流与合作。
最后应加强政府宣传，营造良好的产学研合作环境。要通过产学研合作的宣传工作，促使高校导师意识到理论应用的价值与意义，进而参与到企业的合作项目，同时也要让企业感受到产学研合作所带来的荣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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