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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言》2013年10期：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要坚持“三个面向”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http://www.mmzy.org.cn [大] [小] 2014-08-07

30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方向。30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在“三个面向”的引领下，取得丰硕成果，强有力地推动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实现。3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思考和探索如何在助推“中国梦”实现的进程中加快高水平大学建设，使其真正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时候，重温邓小平的“三个面向”，依然有着重大而现实的指导意义。

   高水平大学是推动“中国梦”实现的重要力量

国内外的历史经验表明，一流的教育是一流国家实力的重要体现。放眼世界，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直接影响和推动着所属国家经济、社会、科技、教育乃至军事等各个领域的飞速发展，并走在世界的前列。有资料显示，迄今为止，足以能够影响人类生活方式的重大科研成果中有70%诞生于世界一流大学。

就目前我国大学而言，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根据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S)公布的2013—2014年度世界大学排名显示，排在前十位的均是英国和美国的高校，而被公认为中国内地最好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分别位列第46位和第48位。另据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发布的2013年“世界大学学科领域排名”和“世界大学学科排名”结果显示，在经济学、商学学科排名中，中国内地没有一所大学进入世界百强。

跻身世界一流大学是百年来几代中国人的梦想。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陈嘉庚、竺可祯等教育先驱都积极倡导在中国创建一流大学，并为之孜孜不倦地拼搏。他们不仅创新性提出许多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思想,而且在办学理念、办学特色中付诸实践,从而成就了今天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等为代表的一批全国重点大学。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共十六大以来，高等教育事业得到蓬勃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我国用12年时间，实现了高等教育由精英阶段向大众化阶段的历史性跨越，毛入学率在2002年就已经达到了15%。而实现这一转变,美国用了30年,日本用了23年,巴西用了26年。通过“211工程”、“985工程”计划的实施和国家大量的科技投入、政策支持，数十所重点大学科技实力不断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显著提升，已经成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

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代表着一个国家科学文化和教育发展的水平。当前，我国GDP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产业转型升级对创新人才和科技创新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要求。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仅是我国加速科技创新、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需要，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它对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提升人力资源水平，提高我国核心竞争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推动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战略意义。

高水平大学建设要独具特色

中共十八大对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作出了重要部署,提出了内涵式发展、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新要求。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浓郁氛围,很多重点高校列出了跨入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表。在众望所归的期盼中，在热情高涨的气氛中，我们必须清醒认真地分析自身学校的条件,切忌急功近利的浮躁和“大跃进”式的浮夸，更不能盲目追求国外模式或盲目借鉴国外经验。

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仅有百年左右的历史，而哈佛、牛津等名校已经发展了几百年。面对现实,我们要勇于承认，我国高校同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制度和学术环境建设等方面还存在相当差距。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跑错方向,距离世界一流越来越远。

当前,某些高校校长和管理人员热衷于“移植”工程,盲目生搬硬套国外高校的理念和制度, 依样画葫芦，甚至全盘“克隆”过来，导致模仿过多而创新不足，在模仿中失去了自我。不可否认，世界一流大学在学术水平、培养方式、经费筹措和管理模式等方面对我国大学均具有良好的启示和借鉴作用，但是我国在经济制度、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等方面与西方有较大差异，全盘照搬西方一流大学的标准是不现实的。我们评价世界一流大学不能完全按西化标准，“中国特色”四个字永远都不能丢。百万年薪聘院长、20万年薪聘教授、投入××亿元资金建设一流大学……重规模、重数字、重量化标准，必将在建设一流大学的问题上出现偏差，也很容易给社会传递错误的信息，引起负面反感。

目前，在一些高校管理者的办学理念中，仍然存有“高大全”的发展观念，认为层次越高越好、规模越大越好、囊括学科越多越好。各种各样的大学排行榜、教育管理部门考评大学的各项指标,以及社会的价值评价心理也似乎都是向综合性大学倾斜。这种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正能量”的积极作用，可以激发学校改革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找寻发展的问题与不足，明确发展方向，不断提升办学实力和水平。但其所带来的“负效应”则是不顾原有基础和实际需要，盲目追求综合性、多科性和研究型、教学研究型大学，忽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从而造成了高等教育系统功能的紊乱。在量化指标的排名下,中国的大学越来越同质化，千校一面,缺少办学风格的分野。

彰显个性是大学生存和发展的根本。综合性大学有助于建设一流大学，但一流大学决不等同于综合大学，许多单科性大学照样可以办成一流大学。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为例，自1891年创办以来一直秉承“小而精”的办学理念，尽管只有50.18公顷的土地面积，始终保持2000名左右学生的办学规模，但该校迄今却有31人获得32次诺贝尔奖。在270名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中，有66名国家科学院院士、33名国家工程院院士和80名国家艺术科学院院士，在世界大学排名中，持续位列前茅。当前，社会各界对我国高校发展定位中存在的不良倾向都心存担忧。如果许多大学不顾基础，一味贪大求全、盲目攀比，发展模式趋同现象将会愈演愈烈，最终极有可能导致高等教育多样化的丧失和教育生态的失衡。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失衡导致学术生态危机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至今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界定还没有一个普遍公认的严格定义以及量化的评价标准。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尤其在知识经济时代，世界一流大学的内涵和标准一直在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不断提高。学术是大学蓬勃发展的的生命力。尽管不同时代的世界一流大学有着不同的特点，但学术始终是世界一流大学不变的立身之本，学术卓越一直被人们奉为评价一流大学的核心指标。

综观世界一流大学，都是以学术自由作为大学探索真理的基本原则，倡导维护学术的尊严、弘扬崇高的科学精神，营造和谐、自由、宽松、向上的学术氛围。这一点对我国高等院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在这样的大学里，以教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特殊阶层，学术不需要依附于政府或其他社会势力，学术研究受到崇高的尊重。教授个人和集体在学术问题上有很大的发言权，以教授为主体的校内各级各类管理机构，保持着对学校事务特别是学术事务参与管理权乃至决策权，尤其是在选举校长、聘任教师、开设课程、颁发学位等方面拥有无可争议的权力。

和谐的学术生态是大学学术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在我国高校中，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冲突与失衡的现象十分普遍，成为制约高校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其中，行政权力过度膨胀、学术权力人为“虚化”、“弱化”，直接阻碍了大学的学术氛围和创新能力。一是表现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比，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过去的高校要想找一个人来做院长或系主任非常困难，因为他们觉得做这份工作对学术会有妨碍。现在的情况是，学者都很愿意当官，因为只有当官才有特权和资源，有自己的项目、经费、场地和人员。这种学者争相入仕的不良风气如果延续下去，势必会导致行政权力的“垄断”，影响学校的未来发展。二是表现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互越位。在实际运行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并非总是界限清晰、互不干涉，它们有时交织在一起，甚至彼此干预和冲突。行政权力既决定着学校的行政事务，又常常干预甚至包办学术事务，并向学术机构延伸，以至于一些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学术机构成员大多为系主任、院长、处室负责人等行政人员，导致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相互越位，造成分工不明，责任不清。三是表现在校长治校和治学的矛盾。现今，我国大部分大学校长属于“双肩挑”的学者型校长，有的甚至是“三肩挑”，学术、科研、管理集于一身。他们的主要精力往往在学校治理与学术研究之间摆动，角色定位徘徊于行政人员与学术人员之间，白天忙着管学校，晚上忙着搞科研，还要抽出空来想将来。由于行政权和学术权没有分离，其结果造成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时有失范。时代呼唤杰出的教育家，大学校长职业化势在必行。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坚持“三个面向”

目前，国内一流大学在教育资源、科研经费、师资水平等方面与国外一流大学相差无几，但在大学独立、教授治学、学术自由等现代办学理念和管理体制等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些差距的背后，则是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所面临的制度性障碍。因此，要走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必须立足国情，坚持“三个面向”，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先进教育理念，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优化大学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

高等教育现代化呼唤现代大学制度。高等教育要面向现代化,就必须抛弃陈腐落后的传统教育观念、教育体制,尽快建立起以教师为本、以学术为本的现代大学制度，积极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构建优良的学术环境体系。首先，要克服行政化管理弊端，健全和完善党委会、行政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决策机构，并明晰党委权力、行政权力及学术权力的决策权限分工。其次，要积极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依靠和发挥教授在高校民主管理中的作用，实现高等教育管理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再次，要加快大学校长职业化进程，尽快实现“职务”校长向“职业”校长转变。北京师范大学实施的校长在任期内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招新的研究生、不申报任何教学科研奖、个人不申报院士的“四不”承诺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最后，要构建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和谐关系。教育需要行政，但是不能行政化。因此，要在高校建立行政、学术和教（职工）代会三方并立制衡机制及互惠制度，实现学校管理、教学、学术的互动，逐步转变目前高校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倾向。

建构有本土特色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对我国而言，教育国际化的培养目标就是努力培养适应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有国际观念和意识、理解各国文化传统、通晓国际贸易、适应国内外工作和环境、促进整个人类和平与健康发展的“国际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目的不是要实现“美国化”、“日本化”或是“欧洲化”，而是要真正地学习、借鉴、吸收、融汇国外一流大学的先进教育理念、合理制度元素，使它们与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相结合，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高等教育理念和模式。同时，我们也要主动输出我国的优质高等教育理念与资源，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用科学发展观谋划高校的未来。要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审视高校的过去，分析高校的现在，谋划高校的未来。一流大学的成长是一个充满发展与变革、传承与转型的过程。在努力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实践中，我们要保持理性头脑，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我们的高校应该继承创新，务实求效，采取科学的分析方法,综合考虑内外部资源获取和环境变化的情况，挖掘、培育并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科学准确地定位，制订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目标,真正把大学办出水平和特色,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不同要求，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