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群言文萃 > 封面文章
《群言》2013年10期：盖楼、造城与人居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http://www.mmzy.org.cn
[大] [小]
2014-08-07
城镇化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密切相关，且同老百姓关心的民生问题不可分割，于是在21世纪10年代全民奔小康的中国，这一话题自然而然地成为引起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
我国确定逐步推进城镇化的战略目标，是最高领导层的明智决策。2013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全体会议按照中共十八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精神，在提出2013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时，明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中共十八大以后，李克强总理多次在国内和国际的不同场合强调：“中国未来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
普通老百姓心知肚明：城镇化谈何容易！没有真金白银，充其量只能是画饼充饥或者望梅止渴。难怪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2013年5月在《中国金融》杂志上撰文指出，中国城镇化建设需要新增超过50万亿元的投资，而地方政府的财力水平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其实，城镇化绝非简单的经济建设问题。撇开城镇化包含的种种高深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问题暂且不谈，让我们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和探讨与城镇化紧密伴生的“盖楼”、“造城”与“人居”等因素的辩证关系。
盖楼容易造城难
平心而论，盖楼并非易事，尤其是对有心无力的贫困民众或者有力无权的温饱一族来说，盖楼只能是类似于天方夜谭或痴人说梦一般的臆想。然而，一旦有了钱、有了权，盖楼就变得相对容易了。
君不见，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凤阳小岗村破土诞生与迅速推广，长期贫穷的农民腰包渐鼓，新盖的楼房在淮北大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1世纪初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逐渐财大气粗的各地政府相继推进“农村泥草房改造安居工程”，这个被乡亲们亲切称为“草改瓦”的工程不仅在华夏大地催生了无数坚固的屋宇，而且使众多“天下寒士”受到庇护而笑逐颜开。君不见，在政绩和商机面前，有权有势的政府官员大刀阔斧，目光敏锐的开发商捷足先登，霎时间将一座座偌大的城市变成一个个偌大的工地，于是万丈高楼平地起，玉宇高处不胜寒。更有甚者，就在万众瞩目的首都北京，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有牛人竟能花费6年之久的不短岁月，在26层高的公寓顶端建起假山与树木俱全的空中别墅，造就了“楼上楼”的京城第×号奇观。人们不禁诧异地发现：盖楼并不难。
然而，盖楼并非大兴土木的终极目的。由人的社会性所决定，盖楼绝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和家人“宅居”，还要有利于“群居”，有利于更方便的人际交往和更丰富的社会生活。于是造城运动油然而生。
随着住宅、市政和商业建筑不断拔地而起与横向扩散，形态各异的楼宇逐渐聚集成群，鳞次栉比，错落有致，组成了大大小小的城镇。遍及华夏大地的成千上万个城镇中，有不少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伴随着经济发展和基本建设升级的步伐涌现出来的。因楼成城是常理，也是比较普遍的好现象。
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的“鬼城”就是一例。鄂尔多斯市位于鄂尔多斯高原腹地，2004年以前还是自治区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地处该市东南部的康巴什区大部分是荒漠，只有总人口不足1400人的两个小村庄。十几年前人们突然发现，鄂尔多斯竟拥有令世人瞩目的“四大宝贝”：被誉为“软黄金”的阿尔巴斯白山羊绒，占全国总储量1/6的优质煤炭，占全国总储量1/3的天然气，以及储量高达65亿吨的稀土矿产。凭借这些优势资源，鄂尔多斯几乎一夜暴富。2007年底时鄂尔多斯人均GDP达到1.045万美元，一举超过北京、上海；在中国城市竞争发展力排名序列中，鄂尔多斯的增长竞争力跃居全国第一。2012年以前的10年中，鄂尔多斯是全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连续9年GDP增速排名全国第一，后来人均GDP甚至超过了香港。
俗话说“财大气粗”，鄂尔多斯市的领导们也不能免俗。2004年，市委市政府决定大兴土木，拓展新的城市空间。他们斥资50多亿元，要在荒漠中兴建康巴什新城区。中国工程院、建设部和著名高等学府的专家被请来了，国内外业绩优秀的规划设计单位被招来了，体现地域特色、民族风貌和草原文化的市政建设规划被设计出来了。一时间鄂尔多斯大地再次风暴骤起，楼宇建设突飞猛进。至2010年年中，昔日荒村康巴什的地上项目总建筑面积达到322万平方米，2011年间新增竣工面积突破350万平方米，使这个原来不足1400人常住人口的新区总竣工面积达到672万平方米。按原有人口平均，每人竟可以分摊到4800平方米。事实再次雄辩地证明：盖楼并不难。
然而，我们不得不再次用上“然而”这个词以作转折。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鄂尔多斯的奇迹戛然而止。据媒体报道：2012年年中，“火爆的鄂尔多斯房地产直接冰冻，楼价从每平米13000元直跌到4000多元”，在康巴什新区，“没完工的高楼一群群呆立，停着，灰黑的水泥钢筋裸露在工地上，随处可见”；“空旷的大街上几乎没有人，仿佛刚刚经历过巨大的灾难”。耗资50多亿元、历时5年建设的康巴什新城落成后，因为无人居住而沦落为一座“鬼城”。脚踏实地的客观规律再次对天马行空的主观意愿作出了无情的检验和批判。
对于向往社会生活的正常人来说，无人居住的“鬼城”自然不能算是真正的“城市”。所以说鄂尔多斯人充其量只是空盖了许多楼，其中还包括不少烂尾楼；他们无力也无能构建一座新城。由此可见，盖楼容易造城难啊。
造城容易人居难
造城之所以比盖楼难，主要是因为这是一项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一座城市不仅要考虑居民的居住问题，还要从生活质量、人际关系、社会活动和有效管理等角度进行深入探索，以便发挥城市的应有功能。缺少了居住以外的诸多因素，即便是盖起了摩天高楼，也难以组成城市的综合系统。
其实，在一定的条件下，造城也并非绝对的难事。特别是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科学技术水平迅速提升，科学决策与系统管理的理论渐趋成熟的情况下，造城也变得相对容易起来。一些国家和地方政府充分利用优势资源，施展气壮山河的大手笔，在田园山野甚至大漠荒原上，建造起一座座姿态万方乃至气象万千的大小城市。
巴西人在这方面就很有发言权。地处南美洲中东部的巴西，尽管具有漫长的海岸线，但大片国土处于内陆，属于巴西高原和亚马逊平原。巴西历史上曾相继在海滨城市萨尔瓦多和里约热内卢建都，对内陆地区难免鞭长莫及。早在19世纪20年代摆脱葡萄牙人的殖民统治之后，考虑到政治、经济和战略安全的需要，巴西人就提出了迁都内地的设想，但直至1956年，时任总统库比契克决定建设巴西利亚新城并迁都于此。
巴西利亚位于巴西高原中的戈亚斯高原，绝对是一座人造的全新城市。该城市的建设规划是从26个设计方案中脱颖而出的，设计者为著名建筑师卢西奥·科斯塔教授。蓝图中的巴西利亚整体城市格局，就像是一架展翅飞翔的巨型飞机，由东西向和南北向两条轴线相交构成城市骨架：“机头”是总统府、最高法院和国会组成的三权广场；“机身”是一条长约8公里、宽250米的大道，前半部有乳白色的政府大楼对称排列，后半部由教堂、公园、会议中心、商业中心组成；“机身”两侧伸展出立交公路，沿途是星罗棋布的呈月牙形排列的居民区和商业网点，如同“机翼”展开；“机尾”则是长途汽车站、仪器加工厂等工业区。此外，体育场、动物园、植物园等园区和场馆也各得其所。整个城区坐落在人工湖畔的半岛上，绿树庇荫，碧水环抱，美不胜收。内行人一看便知：巴西利亚新城的设计蓝图堪称建筑设计史上的典范。
1956年11月，巴西利亚新城建设正式破土。经过来自全国各地的5万余人组成的建筑大军夜以继日的艰苦奋战，短短的3年7个月之后，一座崭新的现代化城市在巴西中部的荒原上横空出世。在总统府前面的广场上，矗立着一尊由两个手持钢钎者并立组成的“首都开拓者”铜像，既用以纪念和表彰当年的建设者，又象征着巴西人民团结一致捍卫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1960年4月21日，巴西正式迁都巴西利亚。在新首都的开城仪式上，同许多巴西老百姓一样，库比契克总统激动得热泪盈眶。
然而，事实并不如巴西利亚的设计者和建设者们想象得那样圆满。迁都初期，巴西利亚并没有成为巴西人趋之若鹜的最佳选择，许多人因工作关系不得不到新首都去上班，但他们宁肯在原住地和新工作地点之间往来奔波，却不愿意搬到新区去定居。
为什么出现上述事与愿违的情况呢？不妨作一番深入分析。几乎从巴西利亚开埠之日甚至设计方案形成之时起，人们对于这座城市就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业内人士承认，巴西利亚城的设计理念明显受到当代建筑大师、法国人柯布西耶思想的影响。柯布西耶建筑思想的核心是理想主义，他曾先后提出“当代城市”、“光明城市”等概念，促成城市规划理论的纲领性文件《城市规划大纲》和《雅典宪章》。有人形象地把他理想化的城市设计目标比喻为“乌托邦”。根据柯布西耶的城市规划理念，巴西利亚的设计方案无疑被“理想化”和“过度规划”了。巴西利亚是按照功能分区的，整个城市被人为地分割成行政、文化、居住等区域，甚至会细分出汽车修理区、酒吧区、仓库区等，这样划分给市民生活造成了极大不便。有学者描绘道：“巴西利亚不像一座城市，而是像一个纪念碑式建筑的主题公园，在建筑与建筑之间的巨大空隙中，行人找不到它的位置。它注定要成为巴西利亚的孤魂野鬼。”澳大利亚建筑批评家罗伯特·休斯则一针见血地作出无情的评价：“一个乌托邦式的噩梦”。
巴西利亚建成后的实际遭遇，以及世界不少地方出现的类似情况，令人们不得不无奈地承认：造城容易人居难。
人居容易宜居难
话又得说回来。一座城市既然建起来，即便再不完美，最终总是会有人去居住。所以说，人居还是相对容易的。然而入住之后是否宜居：生活是否方便、环境是否舒适、居民是否满意，还需要经过实践检验，更值得认真推敲。
人居和宜居并不是相同的概念。仍以巴西利亚为例。这座新兴城市的人口已经从当年设计的50万膨胀为200多万，人居绝对没问题。但遗憾的是人居未必宜居。巴西利亚的设计者和建设者们考虑更多的是结构合理、布局规范、设施周全、外观唯美，却偏偏忽视了环境人性化和生活便利化。例如，市内的距离尺度是以汽车行驶的标准来制定的，尽管高速路四通八达，但那些没有汽车的普通市民寸步难行，这里只供人行的道路屈指可数，硬着头皮出行的路人不仅要在高速公路边久久伫立望着车流兴叹，而且一旦失去耐心冒险穿越公路，便极有可能发生交通事故甚至丧失生命。面对着某地每天约有1500人次横穿马路和居高不下的交通事故发生率，巴西利亚一个名为“开放生活”的民间组织专门制作了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受伤人偶和数十个十字架，放置在路边警示人们珍惜生命。还有，由于过分强调功能分区，造成节假日时城里的行政等功能区域冷冷清清，门可罗雀。整座城市缺乏生机和活力，让人感到死气沉沉，以至迁都初期许多政府官员每到周末便“逃回”里约热内卢或圣保罗休假。
更有甚者，生活的不便给低收入者，特别是贫民造成更大的伤害。他们不愿意留在中心城区生活，于是郊区化现象悄然滋生。巴西利亚城的边缘逐渐出现棚户区和贫民窟，甚至形成了数十个“卫星城”。贫穷落后面貌依然固我，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矛盾冲突不断激化。里约热内卢等古老都市难以根除的“城市病”又在巴西利亚卷土重来。2013年4月20日刚刚度过53岁生日的巴西利亚，就像一颗流星，“光芒四射后又迅速陨落，成了一座美丽却不适宜居住的城市”。
由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决定，人们对于居住环境的需求总是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而不断进化的。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原始人满足于穴居，刀耕火种的先民们便开始搭建巢窟和茅棚了。为了满足不断提升的生活（特别是居住）需求，人们进行了长期的不断探索。二战之后，希腊学者道萨迪亚斯首倡“人居环境科学”，开启了从自然、人群、社会、居住和支撑五大系统的不同视角评价人类居住环境的事业。至20世纪80年代末，在英国民间研究机构“英国建造与住房基金会”有效工作的基础上，“联合国人居署”（原联合国人居中心）设立“联合国人居奖”。根据联合国的官方文件，设立这一奖项的目的是“为了使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对人类住区的发展和解决人居领域的各种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并鼓励和表彰世界各国为人类住区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政府、组织、个人和项目”。
从评选标准和评选办法来看，联合国人居奖从设立之初就将目光聚焦于“宜居”这一核心问题。我国则参照并发展了“联合国人居奖”的精神，于2005年明确提出“宜居城市”的概念。宜居城市是指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协调发展，人居环境良好，能够满足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适宜人类工作、生活和居住的城市。2007年5月30日，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正式发布由国家建设部立项的《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建议从社会文明、经济富裕、环境优美、资源承载、生活便宜和公共安全六个方面评价城市的宜居程度，并将这六大领域进一步细化为29个专题和更多的小项目，分别规定权重和分值，采用百分制进行评分，其总得分即为宜居指数。与此同时，还设置了“社会矛盾”、“基尼系数”、“环境污染”和“水资源”等四个方面的综合评价否定条件。宜居指数大于等于80分且没有否定条件的城市可以称为“宜居城市”；宜居指数在60分至80分之间，或在80分以上但有一项否定条件的，可称为“较宜居城市”；指数低于60分，或得分较低且否定条件较多的城市，则要列为“宜居预警城市”。
尽管上述宜居城市的评价标准是否尽善尽美尚有待推敲，但毕竟反映了比较科学合理的指导思想，推介了一种便于操作的有效方法。近年来，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也开展了相似的工作，他们采用《GN中国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近300个城市进行调查、评估，逐年发布“中国十佳宜居城市排行榜”。在2009年至2013年的这一排行榜中，全国（含港澳台）先后有32座城市榜上有名，其中江苏苏州、山东威海和浙江金华三次入榜，而河南信阳则连续5年荣登中国宜居城市之列。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些城市既为各地政府提供了学习仿效的经验，也向推进城镇化的中国人提出了深入思考的话题。
总之，城镇化绝对是一个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命题。中国的城镇化应该也必须走自己的道路。我们不需要鄂尔多斯式的城镇化，也不适用巴西利亚式的城镇化。我们深知：盖楼、造城、人居皆不易。破土建屋未必盖成楼，盖起楼宇未必能造城，造出新城未必有人居，人居之后未必感适宜。然而，盖楼、造城、人居也皆不难，关键在于端正目的，转变观念，服从规律。只要以人为本，一心为民，实事求是，革故鼎新，由盖楼而造城，由造城而人居，由人居而宜居，便可顺理成章，一气呵成。
《群言》2013年10期：盖楼、造城与人居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http://www.mmzy.org.cn [大] [小] 2014-08-07
城镇化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密切相关，且同老百姓关心的民生问题不可分割，于是在21世纪10年代全民奔小康的中国，这一话题自然而然地成为引起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
我国确定逐步推进城镇化的战略目标，是最高领导层的明智决策。2013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全体会议按照中共十八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精神，在提出2013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时，明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中共十八大以后，李克强总理多次在国内和国际的不同场合强调：“中国未来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
普通老百姓心知肚明：城镇化谈何容易！没有真金白银，充其量只能是画饼充饥或者望梅止渴。难怪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2013年5月在《中国金融》杂志上撰文指出，中国城镇化建设需要新增超过50万亿元的投资，而地方政府的财力水平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其实，城镇化绝非简单的经济建设问题。撇开城镇化包含的种种高深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问题暂且不谈，让我们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和探讨与城镇化紧密伴生的“盖楼”、“造城”与“人居”等因素的辩证关系。
盖楼容易造城难
平心而论，盖楼并非易事，尤其是对有心无力的贫困民众或者有力无权的温饱一族来说，盖楼只能是类似于天方夜谭或痴人说梦一般的臆想。然而，一旦有了钱、有了权，盖楼就变得相对容易了。
君不见，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凤阳小岗村破土诞生与迅速推广，长期贫穷的农民腰包渐鼓，新盖的楼房在淮北大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1世纪初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逐渐财大气粗的各地政府相继推进“农村泥草房改造安居工程”，这个被乡亲们亲切称为“草改瓦”的工程不仅在华夏大地催生了无数坚固的屋宇，而且使众多“天下寒士”受到庇护而笑逐颜开。君不见，在政绩和商机面前，有权有势的政府官员大刀阔斧，目光敏锐的开发商捷足先登，霎时间将一座座偌大的城市变成一个个偌大的工地，于是万丈高楼平地起，玉宇高处不胜寒。更有甚者，就在万众瞩目的首都北京，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有牛人竟能花费6年之久的不短岁月，在26层高的公寓顶端建起假山与树木俱全的空中别墅，造就了“楼上楼”的京城第×号奇观。人们不禁诧异地发现：盖楼并不难。
然而，盖楼并非大兴土木的终极目的。由人的社会性所决定，盖楼绝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和家人“宅居”，还要有利于“群居”，有利于更方便的人际交往和更丰富的社会生活。于是造城运动油然而生。
随着住宅、市政和商业建筑不断拔地而起与横向扩散，形态各异的楼宇逐渐聚集成群，鳞次栉比，错落有致，组成了大大小小的城镇。遍及华夏大地的成千上万个城镇中，有不少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伴随着经济发展和基本建设升级的步伐涌现出来的。因楼成城是常理，也是比较普遍的好现象。
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的“鬼城”就是一例。鄂尔多斯市位于鄂尔多斯高原腹地，2004年以前还是自治区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地处该市东南部的康巴什区大部分是荒漠，只有总人口不足1400人的两个小村庄。十几年前人们突然发现，鄂尔多斯竟拥有令世人瞩目的“四大宝贝”：被誉为“软黄金”的阿尔巴斯白山羊绒，占全国总储量1/6的优质煤炭，占全国总储量1/3的天然气，以及储量高达65亿吨的稀土矿产。凭借这些优势资源，鄂尔多斯几乎一夜暴富。2007年底时鄂尔多斯人均GDP达到1.045万美元，一举超过北京、上海；在中国城市竞争发展力排名序列中，鄂尔多斯的增长竞争力跃居全国第一。2012年以前的10年中，鄂尔多斯是全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连续9年GDP增速排名全国第一，后来人均GDP甚至超过了香港。
俗话说“财大气粗”，鄂尔多斯市的领导们也不能免俗。2004年，市委市政府决定大兴土木，拓展新的城市空间。他们斥资50多亿元，要在荒漠中兴建康巴什新城区。中国工程院、建设部和著名高等学府的专家被请来了，国内外业绩优秀的规划设计单位被招来了，体现地域特色、民族风貌和草原文化的市政建设规划被设计出来了。一时间鄂尔多斯大地再次风暴骤起，楼宇建设突飞猛进。至2010年年中，昔日荒村康巴什的地上项目总建筑面积达到322万平方米，2011年间新增竣工面积突破350万平方米，使这个原来不足1400人常住人口的新区总竣工面积达到672万平方米。按原有人口平均，每人竟可以分摊到4800平方米。事实再次雄辩地证明：盖楼并不难。
然而，我们不得不再次用上“然而”这个词以作转折。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鄂尔多斯的奇迹戛然而止。据媒体报道：2012年年中，“火爆的鄂尔多斯房地产直接冰冻，楼价从每平米13000元直跌到4000多元”，在康巴什新区，“没完工的高楼一群群呆立，停着，灰黑的水泥钢筋裸露在工地上，随处可见”；“空旷的大街上几乎没有人，仿佛刚刚经历过巨大的灾难”。耗资50多亿元、历时5年建设的康巴什新城落成后，因为无人居住而沦落为一座“鬼城”。脚踏实地的客观规律再次对天马行空的主观意愿作出了无情的检验和批判。
对于向往社会生活的正常人来说，无人居住的“鬼城”自然不能算是真正的“城市”。所以说鄂尔多斯人充其量只是空盖了许多楼，其中还包括不少烂尾楼；他们无力也无能构建一座新城。由此可见，盖楼容易造城难啊。
造城容易人居难
造城之所以比盖楼难，主要是因为这是一项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一座城市不仅要考虑居民的居住问题，还要从生活质量、人际关系、社会活动和有效管理等角度进行深入探索，以便发挥城市的应有功能。缺少了居住以外的诸多因素，即便是盖起了摩天高楼，也难以组成城市的综合系统。
其实，在一定的条件下，造城也并非绝对的难事。特别是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科学技术水平迅速提升，科学决策与系统管理的理论渐趋成熟的情况下，造城也变得相对容易起来。一些国家和地方政府充分利用优势资源，施展气壮山河的大手笔，在田园山野甚至大漠荒原上，建造起一座座姿态万方乃至气象万千的大小城市。
巴西人在这方面就很有发言权。地处南美洲中东部的巴西，尽管具有漫长的海岸线，但大片国土处于内陆，属于巴西高原和亚马逊平原。巴西历史上曾相继在海滨城市萨尔瓦多和里约热内卢建都，对内陆地区难免鞭长莫及。早在19世纪20年代摆脱葡萄牙人的殖民统治之后，考虑到政治、经济和战略安全的需要，巴西人就提出了迁都内地的设想，但直至1956年，时任总统库比契克决定建设巴西利亚新城并迁都于此。
巴西利亚位于巴西高原中的戈亚斯高原，绝对是一座人造的全新城市。该城市的建设规划是从26个设计方案中脱颖而出的，设计者为著名建筑师卢西奥·科斯塔教授。蓝图中的巴西利亚整体城市格局，就像是一架展翅飞翔的巨型飞机，由东西向和南北向两条轴线相交构成城市骨架：“机头”是总统府、最高法院和国会组成的三权广场；“机身”是一条长约8公里、宽250米的大道，前半部有乳白色的政府大楼对称排列，后半部由教堂、公园、会议中心、商业中心组成；“机身”两侧伸展出立交公路，沿途是星罗棋布的呈月牙形排列的居民区和商业网点，如同“机翼”展开；“机尾”则是长途汽车站、仪器加工厂等工业区。此外，体育场、动物园、植物园等园区和场馆也各得其所。整个城区坐落在人工湖畔的半岛上，绿树庇荫，碧水环抱，美不胜收。内行人一看便知：巴西利亚新城的设计蓝图堪称建筑设计史上的典范。
1956年11月，巴西利亚新城建设正式破土。经过来自全国各地的5万余人组成的建筑大军夜以继日的艰苦奋战，短短的3年7个月之后，一座崭新的现代化城市在巴西中部的荒原上横空出世。在总统府前面的广场上，矗立着一尊由两个手持钢钎者并立组成的“首都开拓者”铜像，既用以纪念和表彰当年的建设者，又象征着巴西人民团结一致捍卫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1960年4月21日，巴西正式迁都巴西利亚。在新首都的开城仪式上，同许多巴西老百姓一样，库比契克总统激动得热泪盈眶。
然而，事实并不如巴西利亚的设计者和建设者们想象得那样圆满。迁都初期，巴西利亚并没有成为巴西人趋之若鹜的最佳选择，许多人因工作关系不得不到新首都去上班，但他们宁肯在原住地和新工作地点之间往来奔波，却不愿意搬到新区去定居。
为什么出现上述事与愿违的情况呢？不妨作一番深入分析。几乎从巴西利亚开埠之日甚至设计方案形成之时起，人们对于这座城市就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业内人士承认，巴西利亚城的设计理念明显受到当代建筑大师、法国人柯布西耶思想的影响。柯布西耶建筑思想的核心是理想主义，他曾先后提出“当代城市”、“光明城市”等概念，促成城市规划理论的纲领性文件《城市规划大纲》和《雅典宪章》。有人形象地把他理想化的城市设计目标比喻为“乌托邦”。根据柯布西耶的城市规划理念，巴西利亚的设计方案无疑被“理想化”和“过度规划”了。巴西利亚是按照功能分区的，整个城市被人为地分割成行政、文化、居住等区域，甚至会细分出汽车修理区、酒吧区、仓库区等，这样划分给市民生活造成了极大不便。有学者描绘道：“巴西利亚不像一座城市，而是像一个纪念碑式建筑的主题公园，在建筑与建筑之间的巨大空隙中，行人找不到它的位置。它注定要成为巴西利亚的孤魂野鬼。”澳大利亚建筑批评家罗伯特·休斯则一针见血地作出无情的评价：“一个乌托邦式的噩梦”。
巴西利亚建成后的实际遭遇，以及世界不少地方出现的类似情况，令人们不得不无奈地承认：造城容易人居难。
人居容易宜居难
话又得说回来。一座城市既然建起来，即便再不完美，最终总是会有人去居住。所以说，人居还是相对容易的。然而入住之后是否宜居：生活是否方便、环境是否舒适、居民是否满意，还需要经过实践检验，更值得认真推敲。
人居和宜居并不是相同的概念。仍以巴西利亚为例。这座新兴城市的人口已经从当年设计的50万膨胀为200多万，人居绝对没问题。但遗憾的是人居未必宜居。巴西利亚的设计者和建设者们考虑更多的是结构合理、布局规范、设施周全、外观唯美，却偏偏忽视了环境人性化和生活便利化。例如，市内的距离尺度是以汽车行驶的标准来制定的，尽管高速路四通八达，但那些没有汽车的普通市民寸步难行，这里只供人行的道路屈指可数，硬着头皮出行的路人不仅要在高速公路边久久伫立望着车流兴叹，而且一旦失去耐心冒险穿越公路，便极有可能发生交通事故甚至丧失生命。面对着某地每天约有1500人次横穿马路和居高不下的交通事故发生率，巴西利亚一个名为“开放生活”的民间组织专门制作了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受伤人偶和数十个十字架，放置在路边警示人们珍惜生命。还有，由于过分强调功能分区，造成节假日时城里的行政等功能区域冷冷清清，门可罗雀。整座城市缺乏生机和活力，让人感到死气沉沉，以至迁都初期许多政府官员每到周末便“逃回”里约热内卢或圣保罗休假。
更有甚者，生活的不便给低收入者，特别是贫民造成更大的伤害。他们不愿意留在中心城区生活，于是郊区化现象悄然滋生。巴西利亚城的边缘逐渐出现棚户区和贫民窟，甚至形成了数十个“卫星城”。贫穷落后面貌依然固我，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矛盾冲突不断激化。里约热内卢等古老都市难以根除的“城市病”又在巴西利亚卷土重来。2013年4月20日刚刚度过53岁生日的巴西利亚，就像一颗流星，“光芒四射后又迅速陨落，成了一座美丽却不适宜居住的城市”。
由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决定，人们对于居住环境的需求总是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而不断进化的。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原始人满足于穴居，刀耕火种的先民们便开始搭建巢窟和茅棚了。为了满足不断提升的生活（特别是居住）需求，人们进行了长期的不断探索。二战之后，希腊学者道萨迪亚斯首倡“人居环境科学”，开启了从自然、人群、社会、居住和支撑五大系统的不同视角评价人类居住环境的事业。至20世纪80年代末，在英国民间研究机构“英国建造与住房基金会”有效工作的基础上，“联合国人居署”（原联合国人居中心）设立“联合国人居奖”。根据联合国的官方文件，设立这一奖项的目的是“为了使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对人类住区的发展和解决人居领域的各种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并鼓励和表彰世界各国为人类住区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政府、组织、个人和项目”。
从评选标准和评选办法来看，联合国人居奖从设立之初就将目光聚焦于“宜居”这一核心问题。我国则参照并发展了“联合国人居奖”的精神，于2005年明确提出“宜居城市”的概念。宜居城市是指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协调发展，人居环境良好，能够满足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适宜人类工作、生活和居住的城市。2007年5月30日，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正式发布由国家建设部立项的《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建议从社会文明、经济富裕、环境优美、资源承载、生活便宜和公共安全六个方面评价城市的宜居程度，并将这六大领域进一步细化为29个专题和更多的小项目，分别规定权重和分值，采用百分制进行评分，其总得分即为宜居指数。与此同时，还设置了“社会矛盾”、“基尼系数”、“环境污染”和“水资源”等四个方面的综合评价否定条件。宜居指数大于等于80分且没有否定条件的城市可以称为“宜居城市”；宜居指数在60分至80分之间，或在80分以上但有一项否定条件的，可称为“较宜居城市”；指数低于60分，或得分较低且否定条件较多的城市，则要列为“宜居预警城市”。
尽管上述宜居城市的评价标准是否尽善尽美尚有待推敲，但毕竟反映了比较科学合理的指导思想，推介了一种便于操作的有效方法。近年来，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也开展了相似的工作，他们采用《GN中国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近300个城市进行调查、评估，逐年发布“中国十佳宜居城市排行榜”。在2009年至2013年的这一排行榜中，全国（含港澳台）先后有32座城市榜上有名，其中江苏苏州、山东威海和浙江金华三次入榜，而河南信阳则连续5年荣登中国宜居城市之列。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些城市既为各地政府提供了学习仿效的经验，也向推进城镇化的中国人提出了深入思考的话题。
总之，城镇化绝对是一个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命题。中国的城镇化应该也必须走自己的道路。我们不需要鄂尔多斯式的城镇化，也不适用巴西利亚式的城镇化。我们深知：盖楼、造城、人居皆不易。破土建屋未必盖成楼，盖起楼宇未必能造城，造出新城未必有人居，人居之后未必感适宜。然而，盖楼、造城、人居也皆不难，关键在于端正目的，转变观念，服从规律。只要以人为本，一心为民，实事求是，革故鼎新，由盖楼而造城，由造城而人居，由人居而宜居，便可顺理成章，一气呵成。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594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