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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言》2013年12期：当代乡村文化之忧与思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http://www.mmzy.org.cn [大] [小] 2014-08-07

近代以来，中国的乡村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必然，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可以预料未来变化将更加巨大。我们关心的是：在这乡村社会巨变之中，曾经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基础的乡村文化生态将如何变化？变化过程中存在哪些主要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当代中国的乡村文化，自非旧中国的乡村文化所能比拟，发展与进步当然是主流，但是主流之外，当代中国的乡村文化建设有三个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第一是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二者之间的差距日趋扩大，城乡文化设施与内容投入不均衡，乡村文化建设投入严重不足。

乡村文化建设的投入不足，既有经济发展水平的原因，也有有关部门认识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体制方面的原因，即受当前行政体制与经济体制的制约而造成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完善、不健全。

近年来，尤其是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文化建设已经成为了基本国策之一，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成为了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相比较而言，城市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大框架已基本成型，而乡村，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则还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需要研究并在实践中探索。

以图书馆为例，根据我国现行体制，图书馆设置到县，县以下的乡镇设综合文化站，村设文化活动室。在“十一五”期间，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县县有图书馆”的目标。但是，对于镇、村两级，情况则完全不同。由于我国的现行体制是一级财政负责一级公共服务，一般情况下县级的图书馆有基本的财政保障（当然在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仍然存在很大问题），而乡镇以下的投入主要靠乡镇财政来保障。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乡镇财政收入的来源有限，乡镇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基本上无力承担包括文化在内的公共服务。近年来，中央虽然加大了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但是，由于这些转移支付常常会首先保证“吃饭问题”，对于文化这种“死不了人、出不了大事”的行业，基本上很少投入。至于一些中央的专项投入，也常常因为被挪用以及供需不对路等问题而大大影响效果。因此，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责任主体上移，是从制度上解决农村公共文化投入不足的根本措施。

第二是现代乡村文化生态和文化传承模式的重构。这是一个人们关注得更少但更深层次的问题。

古代中国的农村实际上是一个个的自治共同体。漫长的岁月、稳定的乡村社会结构造就了古代中国乡村的文化生态和文化传承模式。

中国古代乡村的文化活动基本上属于自治、自办的范畴，自办文化活动在形式上一定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譬如说书、演戏和节庆活动等等，内容无非是讲述历史故事，宣传的多是忠孝节义，这对于增强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倡导社会主流价值观是很有意义的，可以说是真正的“寓教于乐”。

近代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乡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村民变成了公民，乡村的公共活动方式与内容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取代了旧时乡村的自我保障、自我服务，由政府（包括具有政府性质的村镇管理组织）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成为乡村文化产品的主要来源。而且，由于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变化，像戏剧这类传统的艺术样式，对于年老的农民来说也许还能引起一些情感上、思想上的共鸣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欢迎，但对于年轻人来说，这类文化活动已经很难吸引他们，无论是表演形式还是思想内容，距离他们的现实生活已经太遥远了。我们看到的一个普遍性现象是：一方面政府在乡村文化上投入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即使是很少的投入，也因为农民不喜欢、没兴趣而白白浪费，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是“需求不足”。相比之下，比较受欢迎的，基本上是一些单纯的娱乐（如棋牌）、健身活动。换言之，中国古代乡村的文化生态和文化传承模式被破坏了，而现代乡村的文化生态和文化传承模式又没有建立起来，这才是今日乡村文化所面临的最大隐忧。因此，乡村文化生态和文化传承模式的重构是最为紧迫、最为重要的问题。

第三是教育的失误以及由此对乡村文化生态所带来的影响。

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活动，同时，教育的对象是人，而人是文化传承的主体，因此教育对文化生态与文化传承的影响是根本性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丢失，根源在教育，这早已是全社会的共识。但是，对于乡村文化与教育之间的关系，似乎还没有引起太多的重视。我以为，就文化生态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而言，教育的失误所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而尤以乡村为甚。

教育问题，涉及到教育制度、教育方法与教育内容。

说到教育问题，我们不能不回顾一下中国教育的历史。中国古代的教育比较清楚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蒙学”或者“小学”，这是古代的基础教育，主要通过私塾、村校的方式来教学。在基础教育阶段，小孩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识字，课本主要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通鉴纲目》等等。学生在集中识字的同时也接受最基本的生活常识、社会伦理道德和历史教育，由此也培养了孩子对社会主流价值和传统文化的认同，因此，乡村学校、私塾就成了乡村文化的中心，它们的教学也成了文化传承最主要的形式。

第二个阶段为准备科举考试的阶段，这是真正的“应试教育”阶段。一方面，科举制对于共同文化的维系起到重大的作用，因科举，全国各地无论其言语是否相同，但通过科举考试而能一统。随着科举制度的成熟，其考试方式与内容逐渐标准化、程式化，因此对教育模式和教育内容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教育也成为了社会主流意识、主流文化甚至社会风尚最重要的培育、传播途径。另一方面，科举制还促进了基础教育的发展与基本普及。科举考试成为社会各阶层进入上层社会的一条必由之路，但能够进入上层社会的毕竟是少数，有一句谚语说：“秀才没落，下乡教学”，大量未能进入仕途的举人、秀才成了乡村学校、私塾的教师，由此较好地解决了基础教育的师资问题，从而也促进了乡村教育的发展与基本普及。唐、宋时代的资料不详，但从一些零散的资料来看，至少在宋代，教育的普及程度已经很高了。到了元代，根据《元史》的记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全国的学校达24400余所，当时全国共有13196206户、58834711人，按此计算，平均2400余人即有学校一所，这还不包括农村在农闲时举办的短期性学校。

教育尤其是乡村教育的基本普及，造就了古代乡村社会的文化生态。同时，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经过了10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古代国情的文化传承模式。

但是，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新学”的产生，这种模式被打破了。

现行的教育制度，基本上是从1904年1月开始的“癸卯学制”延续而来，完全是西方现代教育制度的翻版。客观地说，这是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必然，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但是，这一变化过程非常急剧，新旧制度之间缺乏必要的衔接和过渡，特别是没有解决西方的教育制度与方法如何中国化的问题，由此而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例如，中国现代教育制度与传统的教育制度不同的是，现代教育弱化了基础教育，也就是古代的“蒙学”阶段，而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联为一体，一环扣一环；由于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上一个环节总是为进入下一个环节而竞争，自然会忽视对于文化传承潜移默化的积累。

现代教育制度与教育方法对中国乡村传统文化的影响还反映在教学组织方式上。例如，现代教育采用“班级制”教学，与中国传统私塾和村校采用的“复式教学”完全不同，这个问题舒新城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就曾以中国“小农的社会组织”的社会现实和“历史上书院制私塾制个别教学的精神”来批评“班级制”不符合中国国情，希望推行“道尔顿制”。现代教育制度所采用的“班级制”，本来是适用于城镇等人口集中的地方，但对于中国这种以村落为主要聚居形式的乡村社会来说，客观上就存在问题：一个小山村里的同龄孩子很难凑成一个班级，如果要实现“规范学制”、“规范教学”，势必导致分散居住在乡村的孩子向城镇集中，从而对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生态带来巨大影响。因为，在广大的乡村，人员居住分散，过去私塾、村校采用复式教学法，能够使不同年龄的孩子在同一个课堂上学，由此解决了乡村孩子的就近入学问题，这也是直到上世纪末中国乡村中还大量存在着采用复式教学的“村小”的社会原因。同时，由于村校就散布在各个村庄，自然就成为了一个村庄的文化中心，而老师和孩子也是乡村文化的主要参与者。近年来出现在中国广大乡村中的盲目“撤点并校”既违背了“就近入学”原则而给孩子及其家庭带来了困难，也对乡村社会的文化生态造成了严重的影响。2012年，笔者曾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了一份提案，题目是“关于立即停止‘中小学校并校’并就此进行全面评估的建议”，提案中提到中小学盲目并校所带来的几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就是造成农村文化荒漠化。乡村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基础，传统上乡村小学不仅是小孩上学的地方，也是一个村的文化中心。学校撤并实际上等于撤掉了当地的文化中心。《中国青年报》曾有一则报道说：“没有书声的村子丢了魂”，“乡村教师加速逃离乡村，一些家庭举家搬迁，村里的青壮年也越来越少。村里没了老师，没了孩子，少了琅琅读书声。一位老农说，村里没了学校，就像家里没有了孩子”。“撤点并校”，名义上是为了“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但在具体实施中许多地方是把它作为甩包袱的手段，完全不顾及广大乡村的实际情况，完全不顾及这一措施对乡村文化乃至对乡村社会所造成的负面后果，这反映出一段时间以来，一些部门和地方重经济、轻教育、轻文化的严重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既要我们的领导者和全社会在思想上重视乡村的教育、文化，更要从对中国国情、中国文化特点的分析入手，对现行的教育制度进行全面、深刻的检讨，重建最适合中国社会的教育制度，重建在乡村发生了巨大变化之后最适合中华文化发展与传承的教育制度。